一○一歲巴金之逝，象徵五四時期文化在中國的終結。
五四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時期，當年繼胡適、陳獨秀提倡民主與科學精神而來的，是一批以個性解放、追求自由、反對封建禮教傳統的新文學作品面世。最早的是「魯（迅）郭（沫若）茅（盾）」，稍後是「巴（金）老（舍）曹（禺）」。巴金作為五四新文學的後起之秀，以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兩人名字的首尾二字作筆名，以顯示他對無政府主義的追求。無政府主義，因其對現有建制的衝擊，在喚起年輕人的革命狂熱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巴金以「寶蓋下面一群豬」來形容「家」這個字，寫出「向一個垂死制度提出『我控訴』」的《家》這部長篇小說。
五四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啟蒙文化，可惜被日本侵華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掩蓋了。這以後，就是抗戰文化，民族主義狂飈，中共領導的革命洪流，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愛國主義都盛行不衰，而追求自由、民主的五四啟蒙文化，也就一蹶不振。中共建國以後，除了「魯」早逝之外，「郭茅巴老曹」都寫不出好作品。至於魯迅，在他的兒子周海嬰所寫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記載着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回答他的同鄉羅稷南的問題：「如果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毛的回答是：「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巴金在一篇隨筆裏說，他「被迫寫過一些符合政治要求的違心之論」，「十七年中沒有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作品」。
民族主義扼殺了自由，專權政治扼殺了民主的追求，長期以來更褻瀆了人性。一九七八年，巴金開始寫他晚年最重要也是他最滿意的《隨想錄》，共寫了一百五十篇。《隨想錄》主要的特點是「解剖自己，懺悔，給良心一個交代」。他晚年着力提倡「講真話」。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講真話」本不是甚麼高道德的要求，因為除了創作需要虛構之外，對社會上的人與事，「講真話」並不要求一個人把所有的心裏話都說出來，只不過要求不說假話而已。然而，在專權政治之下，人不但沒有說真話的自由，甚至也沒有不說假話的自由，這正是巴金提倡「講真話」的現實意義。
巴金一九七七年任作家協會主席，直至去世，共擔任了二十七年主席；他從一九八三年任政協副主席，也在這個職位上擔任了二十四年。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卧在病榻上，一再要求不要再擔任這兩個職位了，卻未如願。因為作協與政協都要巴金這老招牌來支撐門面。想不到巴金在《家》中激烈諷刺的高老太爺在垂老之年仍要當大家長，最後這種老人政治竟在巴金的最後歲月也不能擺脫，實是巴金一生最大的諷刺。這也是中國社會七、八十年都沒法擺脫這種守舊傳統的活生生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