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懷疑我們可能盲目相信畢爾包的成功，於是問我們有沒有看到甚麼欠缺之處；也有人提出，畢爾包是寂寂無聞的小地方，與香港的處境不盡相同，而且政治背景是巴斯克分離分子的活動等等。其實我們第一天就提醒自己，同我們會面的都是官方或半官方人物，不是有意猜疑，而是賣花讚花香，意見一面倒也不出奇，所以就向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搜集部要求盡量提供有關批評的資料，看看不同的觀點。在跟接見我們的人討論的時候，我們提出了很多問題深入探討，特別是關乎數據、客觀指標等等，例如先前投放在當地文化藝術活動和發展的資源是多少、建立了新的文化設施之後又有何不同等等。雖然態度禮貌客氣，不比平日立法會會議上的質詢，但內容是全無虛泛客套的。我們幾個各有內行經驗知識，而大律師的謀生技能必須就是懂得問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對方絲毫沒有隱瞞甚麼的意思，要求甚麼資料，都毫不猶疑地提供，因為所有資料已是公開之物。最記得古根漢博物館的總監提到一九九二年為興建古根漢的建議做的可行性研究，我們問他可否給我們一份，他笑說這已成了珍藏檔案，但可以給我們一本。後來果然就找來送給我們了。其實他們本身也十分謹慎，甚麼是「硬數據」、甚麼是一般觀感、甚麼是推斷、推斷的基礎，都分得很清楚。我們深深感受到人家的公開、透明的習慣。我們不過是陌生人，他們毋須討好。
說到底這是個態度問題，要保持客觀平衡，是專業的應有態度，但同時我們應盡量從別人的經驗學習，若持別人未必真正那麼成功或境況有別，而認為沒有值得學習之處，那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