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施政報告，回歸英治特色的「平實穩」，沉潛有道，洗刷董左年代的「假大空」，音象無聲。如果自八年前開始，香港特區的施政報告是如此風格，香港豈會走了這一段血淚交纏的窮途歪路。曾蔭權撥亂反正，重新確立政務司司長的宰相權威，上重組行政會議，復行精英制；中貶抑「問責局長」，扶立公務員；下則撒豆成兵，擴充「策發會」，緊貼民情，虛實相間。輕重分明，把一副八年來慘遭支離分解的一副「建制」重新搭起，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胡錦濤和曾慶紅敢起用曾蔭權，眼光確實比他們的前任高一線。
施政報告的重點，在於政制的重建，經濟民生，則是重申方向，相應模糊，在這方面，卻又被指為「冇料到」，洗脫了假大空，一無虛幻藍圖，二缺浮誇遠景，「無為有處有還無」，就是最大的進步了。
若真有不足之處，就是「知識型經濟」的目標不可言棄。「高科技港」和「中藥中心」是虛浮的口號，固然是浮誇，但不表示香港仍然要走「泡沫消費型經濟」的死路，香港的經濟，必須出現精英化的知識階層，不一定是高科技，也不能靠甚麼中藥和中醫，而是發揮「香港仔」式俏皮小聰明的創意工業。只有知識型經濟，才可以令全民逐步擺脫「地產主義主導經濟」的泡沫癮。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也在大陸平抑地產和政績工程氾濫的「泡沫增長」。施政報告與其遵從「和諧社會」的大陸合唱「主旋律」，不如多細嚼「科學發展觀」的意義，兩年「撥亂反正，平穩過渡」，隨後五年「科學發展」，令香港平抑泡沫虛火，重奠本元根基。
曾蔭權的施政報告交了卷，民主派的應對卻鮮見進步。行政會議出現了一個民主派人物，民主派不是恭賀他，向他聚攏，責成他在行政會議內成為民主派的代表聲音，而是酸溜溜地指此君「不代表民主派」，指曾蔭權想「分化民主派」，盡顯中國式的政治小家子氣。
中華民族的基因遺傳：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連黑社會組織也懂得叫做「和勝和」、「和安樂」，因為黑社會腥風血雨，深知中國人內鬥互噬的頑劣天性，在野必須以和為貴，像韋小寶，身為天地會香主，當了康熙皇帝的侍從，天地會的兄弟又豈會先一口咬定韋小寶一定會成為「分化江湖」的內奸呢？為甚麼不能借助韋小寶的「魅力」，向康熙曉以大義，闡述「黑社會也有愛國的」的道理，令韋小寶感化康熙，協助這位滿洲皇帝「漢化」呢？
中國的指令如山，施政報告當然沒有提及「○七、○八雙普選」，書生氣的民主派，不是仍堅持烏有的「○七、○八雙普選」，就是迫中方和曾蔭權提出甚麼「普選時間表」。為甚麼不換一換這鍋湯，改為「爭取二○一二年特首普選」呢？
二○一二年，距今七年，說遠不遠，香港人可以等待；說近不近，如果「強政勵治」有力，「科學發展」見效，「和諧社會」生輝，中國度過了二○○八年奧運的臨界點，大陸政經穩定，胡溫增加了自信，二○一二年香港普選先行，今天也滿口「民主」的胡溫未必屆時就沒有「新思維」。
二○一二年，曾蔭權七年屆滿，如果在他任內可以推動普選，則曾蔭權在香港史上，將成為另一個蔣經國，條件是民主派、民建聯、自由黨，還有香港人，與在台上的曾蔭權和政府，一同合演一場好戲，未來七年，令胡溫信服「普選不是混亂，民主並非顛覆」，令曾蔭權繼上台而帶民主派上京之後，完成下台則為香港促成普選，完成其個人的「千秋功業」，這才是博弈的一場多贏精妙之局，這才是港人共同奮鬥的新目標，問題是：香港的每一位公民，要組成一支優秀的交響樂團，有沒有這樣的智慧？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突出「政治」，如果能成為彭定康的衣鉢弟子，則今後七年，這就是最大的政治了。甚麼是「強政勵治」？中華民國時代的情報領袖戴笠曾經寫過一副對聯：「施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就是管理特務同袍，必施紀律鐵腕，內而強硬。菩薩心腸，就是保國衞民，必須慈悲仁愛，外而寬厚。這是中國儒家政治的特色，上從盛世明君，下至「老竇教仔」，純以此當然尚不足以把香港建成一個國際化的都市，但這也是與歐洲政治思想家馬其艾維里的「君王論」原則不謀而合；手段不妨卑劣，目的必須崇高——在「強政勵治」的過程，未免會多得罪人，民主派不滿、民建聯搞小動作、自由黨怒吼、職工盟抗議、示威無日無之，但只要達到「福為民開」的目的，則強政不妥協，勵治不退縮，正是「施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的隔世翻版。古今中外，曾國藩、邱吉爾、戴卓爾夫人、彭定康，莫不如此，香港人喜歡賺錢享樂，性格比較單純，香港欲培育所謂「政治人才」，必須明悟此一看似矛盾、實在統一的陰陽之道。二○一二年普選，是可以實現的，六百萬香港人，一起來學搞政治，大家好好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