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一次在北京商量一項評獎活動，請誰擔任評委會主席，頗有分歧，最後提出請季羨林先生出任，大家一致贊同。據說當時季先生擔任了幾十個學術研究會的會長，德高望重，眾望所歸，只有他才鎮得住。
季先生擔任會長的幾十個學會中，並沒有國學研究會，那時並沒有這樣一個學會，但我想如果有，那會長肯定也是非他莫屬。季先生的學術專長究竟是甚麼呢？季先生留學德國十年，學的是梵文，研究的重點是古代印度，運用的是西方現代研究方法；他在北京大學長期擔任東語系主任，教學和研究也都是以梵文、中亞古語文和相關領域為主的。他的主要學術成果是印度古代經典著作的翻譯和研究，近年有影響的著作是《糖史》。
但不知甚麼時候開始，季先生的頭銜中有了一項「國學大師」的稱號，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撰文指出，專門研究印度學的季老怎麼成了「國學」大師呀？這多少反映了「國學」的名稱被濫用而產生的尷尬。葛劍雄認為，不是說季羨林先生不懂國學，或者說他不具備國學的根底，但一個人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貢獻總會有所側重，有主次之別，不會面面俱到，更不能都達到巔峯。
葛劍雄的文章很快就遭到質疑：季先生關於中華文明、東方文化的一系列學術論點，都在海內外學界有着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難道還配不上一個「大師」的稱號？但有人馬上反駁說，季先生發表過一些關於「中華文明、東方文化」的感想，譬如說「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等，並沒有發表過有「學術研究」為基礎的「學術論點」，就像魯迅先生，雖然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也曾抄過古文碑帖、校勘古籍，研究中國小說源流，但我們也不把他稱為「國學大師」，因為與真正的國學大師相比，他所做的只能說是「業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