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威脅論」在美國愈來愈有市場，中國政府再不能等閒視之；不僅最高層領導一再強調中國的崛起將是和平的崛起，其他官員也紛紛在不同場合、不同情況作辯解，例如正在美國訪問的中國文化部長孫家正先生在美國全國記者俱樂部演說時就表示，擔心中國強大會威脅美國的說法及言論是一種偏見、是對中國現況、歷史和風俗的誤解。他更認為，提出「中國威脅論」的人是在散播一種鼓吹衝突的過時思維。
這位文化部長的解釋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把「中國威脅論」視為少數人的偏見及誤解、視為少數極端分子的陰謀卻未免脫離現實、卻未免忽略了「中國威脅論」流行的真正基礎。
只要稍稍回顧國際關係發展、只要觀察一下歷史的發展就可以看到，任何足以破壞國際力量均衡、國與國力量平衡的新興強國都會被視為威脅、都會被其他強國視為眼中釘。
一八七○年普法戰爭後，現代德國正式建立，並成為歐洲大陸新興的頭號強國，取代了法國長久以來的領導地位，打破了原來的勢力平衡；結果在往後幾十年，德國便被其他歐洲列強特別是法國視為頭號威脅及敵人，法國甚至因此而願意拋卻過去數百年跟英國的積怨，主動跟英國聯手對抗德國。
中國雖然不能算是亞太地區的頭號強國，但中國各方面的力量包括軍事、經濟、科技力量的增長卻比當年的德國更快，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更是迅速冒升，對原來的政治、經濟秩序以至軍事平衡已造成重大的衝擊。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中國怎麼重申要走和平發展之路，其他國家都不能不注意到中國的影響力、中國的威脅。這不正正是「中國威脅論」的重要基礎嗎？
而從中國本身的歷史看，所謂和平崛起也是沒有說服力的。即使撇開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及滿洲人建立的清朝，中國在封建王朝時代也不時有侵略鄰國的舉動。就以被稱頌為中國盛世的唐朝為例，唐初國勢鼎盛的時候便多次東征朝鮮半島，一度把朝鮮半島變成唐朝的疆土。換言之，從歷史上看，中國跟其他國家沒有甚麼分別，一旦國力強大便會對其他國家、對鄰近國家造成重大威脅。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專權政治體制、中國的嚴厲政治控制也讓國際社會無法對她完全放心。要知道一個專權的政治體制意味決策的透明度極低、意味重大的決策包括是否介入衝突、是否採取軍事手段回應問題將會由少數人決定，公眾既不能參與，也不能制衡。像這樣的政權自然令國際社會、令其他國家難以捉摸。而當這樣的專權國家擁有龐大軍事或經濟力量如前蘇聯那樣時，國際社會當然感受到巨大的威脅、當然感到不放心了。因此，中國政府若要真正清除「中國威脅論」、若要避免國際社會對她處處提防，她該做的是盡快開展政治改革，打破專權體制，提高決策的透明度，讓人民可以制約政府的過激行為。只要中國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開放、民主的政體，即使再頑固的「中國威脅論」者也不得不改變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