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琪 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副院長
近幾個月教育界最令人注視的新聞，可能是一連串富豪的「捐款教育」行動。李嘉誠捐給港大十億、聖保羅男女中學一億；霍英東捐給科大八億；以及其他富豪或公司給予各大學數百萬以至數千萬元的捐款。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一股捐款熱潮？這熱潮對香港的教育制度，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政府政策改變
富豪的捐款行動，主要由政府前年推出的「捐款配對」政策引起。政策鼓勵大學向富豪尋找捐款。大學向富豪籌集到的捐款，政府會以一定百分比向大學提供額外經費。當然，如果大學本身經費充裕，大概也不會很落力地尋找捐款。我們看到的捐款熱潮，顯示大學有經費不足的威脅。
大學經費不足，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過去幾年經濟環境惡劣，政府對教育界大幅削減撥款，絕大部份由大學承擔。不過如果細想一下，這大概不是主因。政府削減經費，遍及各個部門，為甚麼只有大學需要額外尋找捐款呢？
大學掀起尋找捐款熱潮，顯示出政府對教育投資政策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政府認為教育經費，不應由政府「包底」，獨力負擔；大學及中學需要發展，必須在政府外自行尋找經費。
從原則上說，上述政策不能說不合理。畢竟，世界上大部份名牌大學的經費，都不是由政府「一籃子」負擔的。大學的作用，並不限於教學，還有科研、文化培育等角色。擔當這些不同角色的經費來源有所不同，有助發展多元化的學術環境，原則上是好事。不過，如果我們還記得以往一連串教育改革的失敗經驗的話，我們應該知道，教育改革成功與否，並不單由改革的原則及方向決定。實際環境中的種種限制，往往是左右改革成敗的決定因素。
教育「市場化」
在香港的環境下，上述政策會帶來一個幾乎可以肯定的後果，即教育的「巿場化」——大學及中學為了取悅「消費者」（家長、學生、捐款者），會在教學及其他方向上作出調整。
當然，巿場化並不一定是壞事。只不過在目前香港的環境下，教育界擔心「巿場化」要求的，是極速適應環境的能力，而這與教育過程相矛盾。
缺乏長遠規劃
教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培養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需要十多年時間。試想像如果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裏，我們把課程不斷地「調整」以迎合社會需要，對孩子會產生甚麼影響？教育當然應當服務社會。不過它只能服務一個長遠、穩定的社會規劃。而這種長遠規劃未來的能力，似乎正是香港社會所不注重的。
我們的商學院教授，常說香港的學生挑選入大學科目，是「高買低賣」；往往只考慮入學時最熱門的科目是甚麼，而忘記他們要三年後才畢業。只考慮目前一兩年的事情，似乎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習慣。面對這種情況，一位教授開玩笑說，只要把我們的大學三年制改成一年，問題就自然解決了。
希望這不會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