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在〈看化〉一文說到，「華文社會的華文，包括中港台星，喜歡跟在英文的屁股後聞」，所以常常出現「必要性」和「最大化」這類「性化」怪胎。中文英化（不是「歐化」），由來已久。二三十年前，陶傑的兩位前輩余光中和思果，對中文「異化」現象不惜口誅筆伐。今思果已作古，光中亦已厭彈舊調，大概覺得應說的，已說得差不多了。
我相信他已看到大勢已去，無力回天，也死了心。今天我們的中文，「分享」和「不排除」的說法，看來已成正統，再不會有人儍哈哈的去驗明正身原來是share和ruleout。我們的中文，「英化」之餘，還愛自殘自宮。張愛玲有選集名《餘韻》，大陸版叫《余韻》，毀了秀麗的容顏。意思也不一樣。在我老朽的一代看來，余韻就是「我的風韻」，跟意猶未盡或餘音裊裊無關。大陸的改革派，跟文字鬥爭起來，真是格老子的野蠻。
凡跟性有關的都綜錯複雜。就拿「現代性」來說罷。滿身貴氣的後現代「話語」專家，因怕凡夫俗子一看到「性」就想到sex，不得不放下身段，接二連三的給我們話語長話語短的解釋此性不同彼性，做啟蒙工夫。如果你沒有歸根究柢的習慣，「可讀性」一詞，其實也沒有甚麼不對，說的就是讀得下去的東西。但讀得下去的東西究竟是甚麼東西？讜言偉論，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還是圖文並茂、充滿現場感的風月寶鑑？如此看來，「可讀性高」云云，如無實例指出如何readable、那裏readable，說的就是廢話。
「性」和「化」的問題本來並不複雜，一旦變為「複雜性很高」的問題時，就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當然，我們不會逢「性」逢「化」必反。說真的，像「美化」、「綠化」和「簡化」這些化，化得可愛，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