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從聯合國的喚醒世人，到各地的開會紀念，我們都知道今年是愛因斯坦奇蹟年（一九○五）的一百周年了！這倒很像兩三年前鬧沙士時，我們想到牛頓的那個奇蹟年（一六六六）。
其實奇蹟年這個名詞最初出現在德萊頓（JohnDryden，1631-1700）的一首詩裏：“Annusmirabilis:Theyearofwonders,1666”，主要是歌頌英國艦隊戰勝荷蘭與述說對倫敦大火之鎮靜應付。
後人說到牛頓，因論及其貢獻之大，難有倫比，遂把一六六六稱為他的奇蹟年。讚嘆他在那年發明了微積分，以及形成萬有引力的思想，而那年正鬧瘟疫。
鬧沙士時，因為沙士也是一種瘟疫，使人想起了牛頓，於是就聯想到一六六六年，中國是甚麼情狀呢？我吃驚地發現：一六四四是明亡之年，牛頓是兩歲，那麼到二十四歲的奇蹟年時，已是康熙的初年。康熙本人的數學程度是很好的，但只限於歐幾里德的幾何。那就與牛頓的工作，沒有甚麼關係。也就是說與微積分，或現代科學上的力學之應用無涉。於此我們明白當時中國的科學輪廓了。
今年自然會想到愛因斯坦的奇蹟年所做出的成績：布朗運動、狹義相對論與光的量子假說。這三篇一九○五年推出的論文都是開天闢地之作，對後世的影響無從計量了。
我們也想知道，中國那一年又是甚麼？那年大事是廢了科舉。可惜廢掉了科舉，並不就是提倡了科學。興了學校也並不是就能甄別出人才來。這種突然改變，也許並非全對。如果只改考試內容，考科學以代八股，或者可保存住此公平的鑑別人才的制度，可能更好。
歐洲這兩位旋轉天地的怪才之出現，竟然一個是因為鬧瘟疫，他有了閒暇可用；一個是因為業餘，嗜好與職業無關。這好像是諷刺，卻是事實。科學史家孔恩（ThomasKuhn）分析科學革命，是歸因於歐洲「學會與學報」的公平與執行此制度的嚴格。這不是與我們中國的公平考試或科舉很類似嗎？
至於牛頓與愛因斯坦如何看自己？二人均是謙遜有加的。牛頓說，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成就不過如海邊拾貝的孩童。愛因斯坦則說過更多這類的話。
我倒想起荀子《勸學篇》上的例子，上句好像正是說牛頓，而下句是說愛因斯坦：「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科學奇蹟之形成，一如英雄事業，當然是自己的努力，也是時勢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