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看》是張愛玲的小說散文集，1976年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內收〈天才夢〉一篇，有附言曰：「〈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劉紹銘
這樣一篇附言，一般「張迷」看了，大概也不會在意。〈天才夢〉是絕好散文，結尾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膾炙人口。至於文字為什麼要如此壓縮，第一名的作者為什麼可以超額，除了「張學」專家，普通讀者諒也不會深究。
十八年後，張愛玲舊事重提。她拿到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的特別成就獎，因寫了〈憶《西風》〉感言。此文讀來竟有「傷痕文學」味道，值得簡述一次。1939年，張愛玲初進港大，看到上海《西風》雜誌徵文啟事。她手邊沒有稿紙，乃以普通信箋書寫，一字一句的計算字數，「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脹，務必要刪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她接到通知，說徵文獲得首獎。但後來收到全部得獎者名單，第一名另有其人，她排在末尾。根據她的憶述，首獎〈我的妻〉「寫夫婦倆認識的經過與婚後貧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長達三千餘字。《西風》始終沒有提為什麼不計字數，破格錄取。我當時的印象是有人有個朋友用得着這筆獎金，既然應徵就不好意思不幫他這個忙，雖然早過了截稿期限，都已經通知我得獎了。」
張愛玲1995年逝世。1994年十二月發表的〈憶《西風》〉是她生前見報的最後一篇散文。她決定舊事重提，自覺「也嫌小器，……不過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件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隔了半世紀還剝奪我應有的喜悅，難免怨憤。」
〈憶《西風》〉發表後，「張迷」看了，莫不為她的遭遇感到憤憤不平，但事隔半個多世紀，張愛玲只憑記憶追述，「片面之詞」，可靠麼？陳子善教授終於找到《西風》有關徵文和徵文揭曉的兩份原件，寫了〈《天才夢》獲獎考〉一文，給我們揭開謎底。跟張愛玲的敘述比對過後，發覺她的記憶果然有誤。徵文的字限不是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內。第二個跟她記憶不符的地方是她拿的不是「第十三名名譽獎」，而是第三名名譽獎。不過她「叨陪榜末」倒是事實，因為名譽獎只有三個。
張愛玲把五千看成五百，已經糊塗，把名譽獎看成首獎，更不可思議，不過這件「公案」既然有原件作證，我們只有接受事實：張愛玲的「傷痕」，原是自己一手造成，也因此抱憾終生。撇開這件「風波」不提，張愛玲〈憶《西風》〉最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是：「我們中國人！」這句「對自己苦笑」說的話，緊接「我當時的印象是有人有個朋友用得着這筆獎金」。未說出來的話是，這種偷天換日、假公濟私的把戲，原是「我們中國人」優為之的事，因此她只好認命，「苦笑」置之。
如果她本該拿首獎後來竟排榜末確是《西風》編輯部營私的結果，那麼我們的確可以把這種「調包」行為看作國民劣根性一顯例。張愛玲自小在陰暗的家庭長大，父親抽大煙，吸毒，花天酒地，動不動就要置兒女於死地。中國文化的陰暗面、中國人的劣根性，她比誰都看得清楚，難得的是她「逆來順受」。如果不是《中國時報》發給她特別成就獎，挑起了她的傷痕，諒她也不會作出「我們中國人」的興嘆，因為張愛玲也接受了自己到底也是中國人這個事實。不妨引〈中國的日夜〉（1947）作為參考：「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彷彿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
我細讀〈憶《西風》〉，想到鄭樹森教授在〈張愛玲與《二十世紀》〉介紹過張愛玲的英文著作。《二十世紀》1941年在上海創刊，主編克勞斯．梅湼特（KlausMehnert）是德國人。
這本英文刊物「鎖定」的讀者對象是滯留亞洲的外籍人士。張愛玲於1943年開始在《二十世紀》寫稿，首次登場的“ChineseLifeandFashion”（中國人的生活和時裝），後來自己譯成中文，以〈更衣記〉為題發表。鄭樹森說這篇作品看不出翻譯痕跡，只能說是中文的再創作。
因為張愛玲說過「我們中國人！」這句話，我對她刊登在《二十世紀》的文章馬上感到濃厚的「職業興趣」。學術文章就事論事，讀者對象無分種族國界。但散文難免涉及一己的愛憎和是非觀。對象如果是「外人」，那麼說到「家醜」，要不要直言無諱，還是盡力「護短」？以洋人市場為對象的「通俗作家」，因知宣揚孔孟之道的話沒人愛聽，為了讓讀者看得下去，不惜販賣奇巧淫技。纏足、鴉片、風月怪談等chinoiserie，一一上場。借用十多年前流行的說法，這就是「魔妖化」（demonize）中國。
張愛玲在上海時期靠稿費生活，如果英文著作有「魔妖化」迹象，可理解為生活所迫。但她沒有走「通俗」路子。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文，她談到中國的地獄：「『陰間』理該永遠是黃昏，但有時也像個極其正常的都市，……。生魂出竅，飄流到地獄裏去，遇見過世親戚朋友，領他們到處觀光，是常有的事。」
把目蓮救母的場景說成「旅遊勝地」，可見二十四歲的張愛玲，還不失孩子氣。但她一本正經給洋人介紹「我們中國人」的各種「德性」時，確有見地。最能代表她在這方面識見的，是〈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她一開始就說明立場：
多數的年青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着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安全地隔着適當的距離牽繫着神聖的祖國。那麼，索性看個仔細罷！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觀光一番罷。有了驚訝與眩異，才有明暸，才有靠得住的愛。
張愛玲初識胡蘭成時，有書信往還。胡蘭成第一封給她的信，「竟寫成了像五四時代的新詩一般幼稚可笑。」張愛玲回信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西風》事件對她是一個負面的陰影，可是因為「懂得」，日後才能說出「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
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看中國，看到的是什麼景象？雖然她說京戲裏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古舊中國的任何階段，但她對中國民風民俗的觀察，今天看來一點也不隔膜。且看她怎麼說中國人沒有privacy的觀念。「擁擠是中國戲劇與中國生活裏的要素之一。中國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間呱呱墮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間死去。……中國人在那裏也躲不了旁觀者。……青天白日關着門，那是非常不名譽的事。即使在夜晚，門閂上了，只消將紙窗一舐，屋裏的情形已就一目了然。」
她認為因為中國人缺少私生活，所以個性裏有點粗俗，因此除了在戲台上，「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這些觀察，既尖銳，也見膽識，但最教人佩服的還是她對魏晉任誕式人物的評論：「群居生活影響到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之間很少有真正怪癖的。脫略的高人嗜竹嗜酒，愛發酒瘋，或是有潔癖，或是不洗澡，講究捫虱而談，然而這都是循規蹈矩的怪癖，不乏前例的。他們從人堆裏跳出來，又加入了另一個人堆。」
張愛玲向洋讀者介紹「吾土吾民」，依書直說，毫不煽情。沒有抹黑，也不美化。如果中國人愛群居，四代同堂，也沒有什麼不對，用不着向洋人賠不是。這種不亢不卑的態度，梅湼特極為欣賞。他在編輯按語中指出，張愛玲「與她不少中國同胞差異之處，在於她從不將中國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正由於她對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國人詮釋中國人」（鄭樹森譯文）。
張愛玲把自己的英文作品翻譯成中文，大概她認為中國讀者更有理由近距離細看她筆下的中國，好讓他們「懂得」。〈中國的日夜〉以她的一首詩結束：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
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詩成於1947年，《西風》徵文的風波顯然沒有影響她對自己到底是中國人身份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