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別再扮演受害人

民主派別再扮演受害人

劉細良

中國人政治文化最大的特色是「道德萬歲」,他們運用的政治語言是一種用道德包裝的言語,全是訓人大道理。例如講○七、○八年政改,民主黨便只有一招高舉雙普選;但民主派的虛偽之處是他們只會口講,卻不準備動員市民爭取雙普選。因為最終他們只關心自己道德形象,而不是現實政治,這是一種有香港特色的自戀政治。

自戀的由來

香港民主派之所以沉溺在道德形象自戀政治之中,是因為在過去二十年的反對運動中,早已自我閹割,他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政治現實,有能力MakeaDifferent。八○年代中《基本法》起草時民間爭取直選,實情是中英兩國由錢其琛與韓達德密函拍板,爭取八八直選無功而還;九一選舉開放借六四時機席捲政壇,只是時勢造英雄;到肥彭九二政改方案出台,他們也只是跟在肥彭身後打打邊鼓。
身處中英兩國權力夾縫下的反對派,從來沒有分享到權力滋味,惟有九五至九七這短暫的兩年,民主派初嘗議會控制權,但這一切最終也被中方推倒重來。這種無力感在九七後蔓延得更快,面對臨立會惡法還原無能為力,面對董建華摧毀政黨政治的「殺局」計謀,民主派引頸待刎,毫無反擊之力。甚至到二○○五年董建華下台,他們的反應竟是感到震驚!連站出來領功的勇氣也沒有了,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是五十萬群眾令北京下決心撤換特首。

不信任群眾

民主派在反對運動中的不動員性格早已表露無遺,他們說自己代表民意,但心裏根本不信任群眾。反對運動變成例牌請願、例牌示威及例牌絕食形式主義政治劇場,一切由黨工、黨員包辦。二○○三年數十萬群眾上街,不但北京嚇一跳,連民主派也嚇了一驚,因為這反映了反對派運動落後於群眾形勢。
自戀式道德政治成為反對派的ComfortZone,既然對改變政治現實感到無能為力,群眾又不可信任,無法觸摸,最安全是以不變應萬變,站在政治道德最高點,堅持雙普選以確保貞操純潔,不沾政治妥協交易之污名。問題是今後民主派靠道德形象還可以玩下去嗎?大環境在九七年後其實已經逆轉了。

與煲呔對碰

自戀政治演出要靠傳媒,民主派要靠發表言論,經傳媒報道放大,去製造道德形象。但九七後,傳媒不再是最忠誠的盟友,他們便氣憤難平,因為政治劇場的演出失去了鎂光燈,沒有聚焦燈光又何來觀眾?曾蔭權與他們交手多年,早在九七前財政司年代已知道大家的玩法,所以他才運用「Allornothing」談判手法,迫他們由道德虛幻的自戀政治,走回現實的昃臣道立法會內,「一係要、一係原地踏步」,是霸道,但也是當頭棒喝。
民主派可以繼續沉溺在自戀的道德政治中,哭訴特首太霸道、壓迫反對派,向傳媒呼冤叫屈,像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小妾一樣,躲在以受害人自居的安全地帶中,迴避面對現實政治選擇。第二種選擇是提出自己的主流方案,與曾蔭權方案對碰,直接落區爭取民意支持,說服市民支持打民意戰。
香港的現實政治是不需要烈士,不需要革命英雄。我們需要一班有策略、有權謀,可以與政府周旋爭取寸進的代議士。曾蔭權不是獨裁暴君、土豪惡霸,道德上壓倒他又有何用?不斷暴露他的霸道又如何?扮受害人的弱者姿態早已沒甚麼政治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