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愛珠希望香港人不要對愛滋病情況鬆懈。
撰文、攝影：冼麗婷
讀書時期，我曾經寫一篇題目叫〈我想當隻小花狗〉的作文，內容是描述自己在住過的木屋區，看見不知誰家狗兒，天天自由自在四處闖蕩，不愁不餓，一副大俠氣度。但是，老師看了我的作文，認為我需要心理輔導；媽媽更慨歎我寧願做狗不想做人。
回頭再看，從小到現在，我對生命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人生是樂少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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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是負責心理輔導的護士。十五年前，我認識一個因血友病染上愛滋的男孩子，與他共度第一個聖誕節，在瑪麗醫院病房派對裏，病童一起玩得熱鬧，他卻被分隔在遠遠的角落。
我無法忘記，我默默地陪伴他，他的手拿着一份孤清禮物，望着另外一邊歡聲笑語的人影說：「我想同佢哋一齊！」我安慰他：「唔緊要啦，有我同你一齊。」他還是繼續說：「我都係想同佢哋一齊……」一個連上學都被排擠的十一歲孩子，沒有快樂聖誕，媽媽接受不了兒子活在絕望中，曾經放棄探望；嫲嫲在他彌留之時，擦着眼流說：「你都係死咗好過囉！」
他幾乎在社會不聞不問情況下，蒼涼地結束幼嫩的生命。我哀痛地猜想，垂危的小朋友聽到親人勸死，感覺會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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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期，第一個公開患愛滋病的華人JJ是我眼中的幸福人。他病前「靚仔」，病後依然令人受落，除了家人不離不棄外，連公屋鄰居也招呼問好。
其實，社會態度的轉變不會突如其來，敢於公開病情，JJ不一定比其他病人一無掛礙。記得第一次記者會之前，他反反覆覆改變主意，但當我最終與他坐在記者面前，心裏就佩服他的勇氣。JJ已經去世了，但仍然留下激勵人們的樂觀精神。
我的腦海裏還浮現一張蒼白的面孔，是一個患上愛滋病的男侍應，他來到我的辦公室看我，因為病情惡化，常人短短的路程對他來說猶如千山萬水，我見他的臉容，感到內疚不安，答應到印度公幹時給他寄一張明信片。我履行諾言，可是回港時他已經離世。生命就是如此短促，相干與不相干的人，去如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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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愛滋病已有比較進步的看法，但提到預防這一種絕症時候，仍然應該努力提醒濫交而沒有做任何預防措施的青少年，因為一旦染病，生命便難以再有任何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