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大陸知識界發起啟蒙運動。八九民運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啟蒙運動的結果。現在的知識界已經不提啟蒙運動了，但是這並不代表啟蒙不再必要。今天，最重要的啟蒙工作就是如何解讀中國。在這方面，旅居海外的胡平做出了值得推崇的努力，具體表現就是他最近推出的新作《犬儒病》（美國：博大出版社二○○五）。
抵抗極權體制
也許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一代對胡平的名字已經陌生了，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成長於八十年代的一代人來說，胡平的名字代表的，就是對中共的理論清算的最高境界。「如果說，權力是權利者的語言；那麼，語言就是無權者的權力。」這句話用來形容胡平的新作《犬儒病》最為合適。從一九七九年的《論言論自由》到今天的《犬儒病》，二十多年的時間裏面，胡平用九本著作，體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極權體制的不懈抵抗與揭露。
當代精神危機
在《犬儒病》中，胡平集中分析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的本質特點──犬儒病，即從統治者到民眾，都不再相信宣傳，但又表面上裝作相信，於是假裝服從；非但如此，而且還「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為自己沒有信仰，就常常懷疑別人有信仰」。（這可以部份地解釋為甚麼國內外民運人士受到很多人的攻擊）。
這種現象，胡平稱之為「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這種危機對民族的殺傷力，借用王爾德的說話，就是「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務的價錢（Price）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Value）一無所知。」環顧今天的中國，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正是這種民族精神的墮落嗎？胡平的分析的意義，不僅在於解釋出中國精神層面的病根，更在於借此指出民族精神復興的路徑：那就是破除犬儒心態，積極爭取自己的權利。因為胡平告訴我們，極權得以維持，只是因為我們自己消沉和故作「玩世不恭」。
中國面臨的挑戰盤根錯節，但是最根本的挑戰是能否重建民族精神和社會倫理，這是時代對中國知識分子賦予的重任。因此，胡平的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對時代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