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結束六十年，東西方呈現不同的政治文化。
西方，由於兩次大戰在短短三十年內發生，而且都以歐洲作為主戰場，戰後歐洲人對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已有理性的覺醒，知道當愛國的情感超越了理性，理解與寬容都失去意義，人就會在愛國的名義下殺人放火。理性主義大師羅素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當我們自己的國家與他國起衝突時，我們得公平看待，不要以為我們本身在道德上會優於他國；即使在戰爭時，也應像中立國那樣看待整個事件。」
二次大戰喚起的這種理性，消弭了感情上的國家主義的隔閡和衝突。逾千年爭戰不休的歐洲國家組成了共同體。
東歐國家，在蘇聯控制之下，儘管也曾積極宣傳愛國主義，但東歐的知識分子一直抗衡這感情。一個當年流行於東歐國家的政治笑話是：「問：一共有哪幾種變態愛情？答：有人獸戀，有虐待狂與被虐狂，還有對偉大祖國的愛。」
蘇聯解體，東歐民主化，愛國主義消減了。東歐國家也融入了歐洲共同體。
東方，經歷了二次大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不但沒有褪色，反而因日本富強，中國崛起，兩岸分裂，南北韓對峙，而使國家主義在亞洲地區更加強化。
紀念二次大戰六十周年，西方強調的是和平、理解、融和、理性，東方就強調民族主義。中國藉此宣傳愛國抗日的「歷史」，要以民族主義凝聚人民對政權的向心力；台灣藉此回顧抗戰時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尷尬、無助、孤獨的角色；韓國宣揚韓民族受日本壓迫的歷史；日本藉原爆受害者來為它的侵略行為解困。
亞洲國家沒有從二次大戰中學到寬容和理解，沒有從中覺悟到愛國主義的非理性的禍害。二戰後，歐洲國家的國界模糊了，國家主義消除了；亞洲國家的國土爭議卻更多了，國家主義更盛了，對峙、對立也更明顯了。
愛因斯坦說，「好比痲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歐洲已長大成人，亞洲還是嬰兒。
最悲哀的是，本已成長的香港，忽然又見許多政治人物回到牙牙學語的嬰兒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