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侵前，香港有一百六十萬人，入侵後，人口急降至六十萬。可以走的，都走了。父母用籮筐背着孩子乘船北渡，竹籮上載着的，除了娃娃，還有戰亂的苦澀。只是，走難的季節，往往只有冬天，沒有春夏。
余叔韶險被日軍捉走
香港首位華人檢察官余叔韶在縱橫法律界之前，曾經在中國大陸從軍。二十歲前，余叔韶從來沒有離開過香港，「當時我不知天高地厚，亦都冇國家民族觀念。」第一次離開香港，就是逃難，「日本人打到嚟，我哋驚惶失措。」
余家在一九四二年返廣西逃避戰亂，家人先走，余叔韶負責留下，待四姊港鈞啟程往上海，他才北上與家人會合。余叔韶先往廣州灣，再上桂林，然後乘火車前往曲江，「嗰次幾乎無命。」
火車駛經廣西衡陽途中，突然停下來，一班日本憲兵走上車拉頭（找男丁入伍），「當時啲人有錢就買通憲兵，冇錢就會被捉入軍隊，我攞個香港身份證畀佢哋睇，佢哋無理會，照樣捉我落車，話要拉我去當兵，我好愕然，心諗呢次死梗。好彩車上有一個朋友認得我，又識得疏通日軍，班憲兵先肯放人。」
棄高薪厚祿宣傳抗戰
在曲江安頓下來之後，余叔韶應徵投身英國海軍情報局，擔任情報人員，每月賺取一千五百元，還有津貼。工作是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瞭望站，每天監察及呈報每艘日本軍艦，以判斷日本海軍調動，作為空襲的依據。
情報局的工作並不如意，半年後，余叔韶決然放棄高薪厚祿，離開情報局，投靠鎮守曲江的國民黨中將、李柱銘父親李彥和。他在任職情報人員時，曾經會見鎮守曲江的第七戰區總司令余漢謀，其間結識了戰區的政治部主任李彥和中將。余叔韶的職銜是英文秘書，職務是宣傳抗戰，落鄉接觸平民。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余叔韶奉命前往惠州監察第七戰區內日本投降事宜。「嗰時我提心吊膽，我哋經過嘅地方，沿路都係日軍，好恐怖。」日軍服從性強，軍紀嚴明，國民軍來到，每名軍人都站着敬禮，縱然最終還是戰敗國，但與當時中國軍隊一盤散沙相比，實是天淵之別。
李柱銘父國民黨中將
李柱銘一九三八年在香港出生，父親李彥和是鎮守曲江的國民黨中將，日軍於一九四一年侵華，李柱銘只有三歲，很多事情都記不清楚，如今知道的，大都是父母在他長大後的憶述。
童年時在廣東省走難，李柱銘最記得「走飛機」，日軍戰機一到，人們就要扶老攜幼走入防空洞逃避空襲，「一聽到嗚嗚聲，全部人就拿拿聲匿入防空洞。」父親從軍，走難的時候，就由母親帶領，「有苦力幫手，一邊一個籮，我坐一個，我家姐一個，細佬就由媽咪抱住。
乾糧綁身防土匪搶掠
我重記得，媽咪怕走難時俾土匪搶嘢，就將啲乾糧綁喺我哋身上，因為土匪剩係搶大人，唔會搶細路。」
日軍投降之後，大家都很開心，「成條街放炮仗。」但李柱銘最難忘的是日軍投降的情景，「當時係由我父親代表國家接受日軍投降，佢後來同我提起，日本呢個國家唔得了，將來一定會好強。你知唔知點解？班日本仔投降時要交出兵器，放喺地下，我父親接收啲兵器嘅時候發現，全部都抹到立立令先繳械，紀律幾犀利！」
狗臉的歲月，李柱銘還記得苦中作樂的事情，「我哋有隻狗陪住一齊走難，隻狗好威水，唔記得係乜狗，打交嘅時候全身啲毛會變硬，好似箭豬，成條村嘅狗都俾佢打贏晒，啲軍人都好鍾意佢。」
在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當兒，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完成亡父的心願，「我父親死後埋喺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佢嘅遺願係將骨灰撒喺大陸，希望我重在生嘅時候，有咁嘅一日，還我父親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