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外國男人你這一輩子遇不上，但寧願下一生能與他邂逅，特別是一段婚外情，例如一個捷克男人。
首先是這個陰冷的國家：卡夫卡的故居、莫扎特的劇院、布拉格之春的坦克。在一個捷克男人的氣質裏，有一份精鋼的光芒，枕着一簾還沒有從共產的噩夢中完全醒來的冷霜。或許是因為電影《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男主角丹尼戴路易，栗色的頭髮，穿黑色的樽領羊毛衣，下巴有一凹斧鑿的深痕，剃刀邊緣留下昨夜的一顎鬚根。一座臨街的公寓，凌亂的雙人床，街上一陣騷喧，他走出陽台，外面是紛亂的旗幟和激昂的口號，夾雜着履帶輾過鵝卵石的鏗鏘和零星的槍聲。
一個捷克的情人像有說不盡的天涯故事，像一幅幽冷的木刻。比起法國男人，他的一份浪漫內斂而深沉，極權的壓抑，情感的反動，何幸捷克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夜得到了自由，他幽幽地告訴你他的祖父如何抗擊納粹，他的父親如何厭惡蘇聯，而他在布拉格大學讀哲學，畢業的那一年，迎來了祖國的解放和東歐的重光。
他會耐心教導你學習捷克語，那拼法古怪、帶一點羅馬古典風味的文字。擁有一個捷克的情人，靠在他的肩上，豈止有如擁有多瑙河以東的半壁江山、古堡、山嶺、星空，還擁有半部共產主義運動史。你說你雖然喜歡卡夫卡的《審判》，但總覺得他的小說太像一座陰暗的迷宮，還是哈維爾的散文比較感性，讓人覺得心跳的距離，至於米洛殊科曼的電影，《飛越瘋人院》第一次看的時候以為是鬧劇，今天，到了二十八歲，你開始感悟其中的意義。
真的嗎？是不是因為你活在今天的香港？他在電郵裏問：生命是多麼諷刺呢，一九八九年，當捷克處於共黨統治的尾聲，我多麼嚮往來香港旅行，因為那時你們的天空飄揚着自由的旗幟，而今天，當我身在白日，卻遙念你那邊的夜色，我們是在黎明時分擦身而過的兩個人，方向截然相反，而且在雞鳴的時候交換一個匆匆的眼神。
連我家的公寓樓下，也開了一家Starbucks了，他在電郵中說：這樣的自由經濟，我不肯定是不是百分之百喜歡。你回了一個電郵，請他多珍重，你不知道何時會來東歐，在查理橋上赴他的黑毛衣之約——或許等到秋天吧，你說。把電郵Send出去，只按一下鈕，看着螢幕上的白槓子裏，那道從左到右抹過去的粗藍線條，像在心中垂下一道天幕，你輕嘆一口氣，心中感到一岸荒老的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