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 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研究員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KSG）、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共同舉辦的「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被人稱為「高官哈佛班」，然而，有趣的是，這個號稱「最大規模官員海外受訓」計劃，竟然不敢面對公眾。
原因是，前幾期培訓經費人均達到二十萬元，這一秘密被人公布後，引起公眾普遍不滿。還有人擔心，這些專案只會培養出「中國的戈巴卓夫」。
民眾利益被犧牲
類似這樣的專案，似乎還有不少，比如新加坡某大學就長期舉辦中國「市長班」。批評其浪費資金者，或許是小題大做。政府在別的專案上已浪費了不少錢，在官員培訓上的這點浪費，實在算不了甚麼。假如這些培訓專案能培養出「中國的戈巴卓夫」，從政治上說，倒也未必是件壞事。可惜，這些高官培訓專案花民眾的錢，培訓出來的卻是官員身上更強烈的鄙視、敵視人民的精神，也培訓了他們侵奪民眾利益的高超技巧。
這樣的例子並不是沒有。安徽省宿遷引起廣泛爭議的市委書記仇和，就是江蘇省第一批赴美國進修高研班的成員。這些進修讓他得出的結論是：西方在中國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時、在中國這種人均GDP時，哪裏有人權呢？中國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麼走？只能是「壓縮餅乾式的發展」。
這種壓縮餅乾式的發展，其實就是不計民眾為權利和利益所付出的代價的發展。仇和堅信自己已找到讓人民幸福的秘方，就是他所理解的現代化。因此，他完全有道義上的權利，利用手中不受限制的權力，推行自己的計劃。為此，民眾的權利和利益是可以被任意犧牲的。
憲政可限制權力
仇和這樣的心態，有新舊兩個信念的支撐。內地執政黨一直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體現着歷史發展的趨勢，它可以為了建設新社會而鏟除路上一切障礙，不管他們是「資產階級」，還是知識分子。
到頂級學府進修的經歷，則可能帶給他們一個新信念。海外進修很可能讓那些最聰明、最具有政治前程的中級官員，產生一種知識上的傲慢心理，讓他們與本地民眾和社會產生更大疏離感，他們帶着巨大的優越感君臨其轄區。海外進修的見聞，也可能使他們產生現代化急躁症。
儘管如此，對於這種海外培訓，中共近年來似乎相當熱衷。高層希望通過提高行政效率，解決當下面臨的社會問題。康曉光等人也建議執政黨「以行政吸納政治」，通過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建設所謂服務型政府，化解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
然而，當下中國的很多問題，恰恰是由於黨政官員的效率過高所導致。內地因為拆遷、徵地等引起民眾不滿和反抗，均由於地方官員「效率」過高所致。
行政若沒有民主政治的控制和指引，就會變成專制力量，普魯士的歷史已證明了這點；所謂行政效率，就是專制效率。以提高行政效率代替政治變革的結果，就是將政治中不合理的部份不斷放大。至於新加坡或香港這樣的城市國家以行政吸納政治的制度設計，也不可能被照辦治理一個複雜的大國。
今日中國所需要的，其實是降低政府官員利用其不受限制的權力，追求政績的效率。自由憲政——包括民主——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降低這種隨意性權力的效率，尤其是當其涉及公眾權利和利益時。因此，憲政制度中設計了繁雜的程式，透過權力的分立、制約與平衡，限制權力。
明白權力的界限
海外教育機構假如希望它們的培訓課程，真正有助中國轉型及民眾福利，最好給他們開設一些憲政主義和法治基礎課程。讓他們明白政府權力的界限，明白權力在面對民眾權利時，應有的謙卑姿態；也讓他們明白政府行為的正當性，來自於對民眾必須負責。
可惜，海外機構通常不能也不願提供這樣的課程。因為這些內容在他們國家已是穩固制度，毋須再討論，他們只關心具體的行政管理技術。然而，在受訓官員不具有憲政觀念前，教導他們單純的行政管理技術，必然會嚴重誤導，可能會令他們通過侵害民眾權利和利益的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