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廣島原爆後十八年，接受了康乃爾大學的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史諾曼訪問。史諾曼走進密蘇里州杜魯門的家鄉獨立鎮杜魯門圖書館。杜魯門遲到了幾分鐘，穿一件藍白條子的上裝，這一年他已經七十九歲，行動有點遲緩。
年輕的博士研究生向杜魯門說明來意，告訴前總統他想寫一篇關於總統決策心理的論文，特別想請教他當時怎樣決定在廣島投擲原子彈。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一顆原子彈改變了世界，從此國際關係學的所有教科書，都以一九四五年開卷，正如世界現代史，以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這一年開卷。
正如中東阿拉伯各國的國界劃分，一九四五年這一條分水線很重要，因為代表了西方對歷史和時間的詮釋霸權。對於上一代中國人，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是民族屈辱史的開始；對於香港人，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香港從此「開埠」，這一年是香港人歷史記憶的集體胎記。一九四九年則又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嶺界，這一年是所謂「新中國」的誕生，在這一年之前發生過的一切都沒有意義。但是像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一樣，全世界只承認「一九四五」，不承認其他的年份，因為一個美國總統在這一年決定用一種非凡的手段結束一場大戰，摧毀了日本稱霸亞洲之夢，同時也結束了縱橫七海的英帝國時代，世界現代史是由杜魯門一人塑造的，這就是偉大得赤裸裸的權力。
史諾曼一心以為，投擲原子彈是杜魯門畢生最重大的決定，他一定有許多感想。哪知語音剛落，杜魯門慈祥地笑笑，搖搖頭，揮一揮手，說：「那說不上是甚麼重大的決定，甚至那根本不是一個決定。」
史諾曼呆了，他以為耳朵聽錯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是主宰和分割世界的一刻，在這一天，杜魯門有如上帝，投擲原子彈，怎會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原子彈不算甚麼，那只是一顆大一點的炸彈。」杜魯門以長者的雍容告訴眼前的年輕學者：「那不是一個甚麼超凡的決定，因為我一早已經警告過日本。我勸日本快投降，不然就會完全毀滅，我得不到答覆。他們一早知道的，結果真的發生了。」（Theyknewwhatwascoming,anditcame.）
「那麼邱吉爾呢？事前他知道了多少？」史諾曼問。
「他想知道的，他都知道了，他不想知道的，我也沒有告訴他。」
杜魯門說，投擲原子彈不是一個令他畢生難忘的決定，派兵參加韓戰才是。為甚麼？因為日本當初向美國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美軍被迫參與太平洋戰爭，只沖繩島一役與日軍對壘，美軍陣亡一萬二千人，日軍戰死十萬。如果不投擲原子彈，美日在日本本土決戰，估計美軍會傷亡一百萬。把所有的原因和數字加起來，杜魯門建立了一條大方程式：日本不宣而戰在先，我投擲原子彈卻勿謂言之不預；為了拯救美軍百萬生靈，原爆屠殺八萬廣島市民，天經地義。況且，一九四○年德軍空襲倫敦，倫敦平民被炸死一萬二千人，邱吉爾派空軍炸漢堡和德累斯敦，炸死德國平民三十萬。在這條超凡的方程式之上，人命價值的天秤沒有特別傾斜向日本，在廣島投擲原子彈，當做放了一個大炸彈。
杜魯門沒有心理壓力，也不感到是甚麼特別重大的決定。
比起香港特首在金融風暴時「毅然」動用千億儲備對抗索羅斯而成為「畢生難忘的決定」，杜魯門才真有一個領袖氣派。一九四五年，杜魯門把人類歷史的舊章節一手撕掉，就像一個老師叫小學生抄書，他翻開了八月六日這一天，叫他重新開始。
一九六三年在訪問之後幾個月，杜魯門就病逝了。在歷史上，他不是一位特別傑出的總統——他以副座之身，在羅斯福暴斃時臨危受命，身為民主黨人，對於國際級的暴政，他有一種遺傳的遲疑甚至柔弱，像甘迺迪面對蘇共和克林頓面臨伊斯蘭恐怖主義，戰後他競選失敗，軍人出身的艾森豪接任了總統，他接受民主的裁決，像麥理浩一樣，他隱居家鄉下，促成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圖書館，他向歷史交了一張六十分的及格卷。
但是這個世界今天之所以是這個面貌，是因為他的一個自視平凡的決定。日本在浴火中得到重生，告別了極端民族主義的瘋狂，成為自由和文明的真正強國。日本付出了廣島和長崎共十七萬人命的代價，得到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回想前塵，日本人不應該怨恨杜魯門，反而全球華人卻有理由認為杜魯門欠一個公允——日軍在中國屠殺平民無數，杜魯門委派的投擲原子彈的美國軍機由關島出發，機上七名飛行員護送原子彈到廣島上空，那七人全是美國白人，不像太空穿梭機一樣，包括至少一名華裔。
「那根本不算一個決定。」這句稀鬆平常的結論，令人肅穆，令人對人性和權力的關係有智慧的領悟，對一項巨人般的權力決策「沒有甚麼感想」，反令人充滿感思，杜魯門畢竟是一個平凡的總統，因為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