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在《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一文中，引諾法利斯的話：「歷史是一個大掌故」，又引梅裏美更為坦率的話：「我只喜愛歷史裏的掌故」。這種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問題的讀書方式，雖然在正宗的歷史學家看來，只是文人們地地道道的淺見薄識，但對我這樣讀書只求趣味不為寫論文的人來說，幾乎就是全部的興趣所在。
楊振寧評論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是一本自傳，也是一個大時代的縮影；是一位雄心萬丈的學者的成功史，也是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艱忍負重的記錄。」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我讀了最感興趣的，卻是其中涉及的人物掌故。譬如他的老師潘光旦。何先生轉述了聞一多告訴他的一則趣事：某次潘光旦批評同班同學羅隆基的文章不通，羅隆基很生氣，說：「我的文章怎會不通？我父親是舉人。」潘光旦馬上反駁說：「你父親是舉人算得了甚麼！我父親是翰林！」我很想知道潘的父親是哪位翰林，居然查不到。
何先生說，他在西南聯大時，曾在潘光旦的指導下，讀了藹理士的《性心理學》，還讀了FrankHarris的《我的生平和性愛》，認為從性技術可以洞窺中西文化的「基本」不同──西方的Harris和莫泊桑之流以性交連泄次數之多為能，而中國則以黃帝禦女而忍精不泄為能。潘先生聽了大笑，同意何的意見，並說，中國這種coitusinterruptus（中斷性交）如成習慣，大大有害性生理。
潘光旦還跟何先生談到學英文的問題時說，想知道自己英文是否「夠用」，必須問自己兩個問題：一是寫作時能否直接用英文想；二是寫作時能否有「三分隨便」。何先生解釋說，「隨便」多少帶點「游刃有餘」的意思，並說這是真正「行家」話，前一個意思說過的人不少，而只有潘光旦提出「三分隨便」能力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