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北京的「胡溫新政」外人尚未知悉底蘊，四川卻先浮現了「豬瘟新症」，令特區的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率先感染了「官場政瘟」，成為「曾許新政」下有可能問責辭職的第一祭品。
周一嶽以醫生的專業身份，從政而當了「局長」，可能缺乏了像許仕仁說的「人格分裂」的才華。醫生問症，永遠是有幾分證據，斷幾分症：「你只是熱氣流鼻血，沒有證據顯示你患了鼻咽癌，不用擔心」；「不過吃了一點點不潔食物，腸胃唔舒服，到目前為止，我睇唔到你有患了結腸癌的迹象，唔好自己嚇自己」。看醫生，疑神疑鬼的病人，一定會收到撲克臉的西醫這幾句標準台詞。因為醫生遵循科學精神，也要保障自己的名譽和利益，「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一點也沒有錯，半杯水放在眼前，醫生會說：「我看見半杯水。」
但是「從政」與「行醫」不同。只看見眼前的半杯水不夠，還要考慮「如果有人指出這是半隻空杯時我怎樣應對」，還有放置這半杯水的那張桌子穩不穩，說「沒有證據顯示病豬會從四川傳入」，是低估了中國這個奇特的國家「任何事也有可能發生」情節豐富詭譎的國情；認定「中國的檢疫制度十分嚴密」，那麼中國豈非世界一等一的衞生天堂？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出身的城市，對「宗主國」懷有先天的怯意和恐懼，殖民地出身的周一嶽醫生或許不想「得罪」宗主國的中國，但「全國一盤棋」，政治經濟利益的結構極為複雜，山頭派系的脈絡，亦非缺少中國知識的特區官員所能參悟。「得罪」一個四川省，不一定等同「得罪」了溫家寶；「得罪」一個四川省資陽市的市委書記和衞生廳，也不等同「得罪」整個中南海。胡溫推動「以民為本」的改革，到了省市地方就阻力重重，中共最高層，很可能還希望借助「境外」的迫力協助配合，甚或「製造輿論」，遠交近攻，掃除地方「抗拒改革」的壁壘。此中奧妙，中共領袖不會明說。
周一嶽漸淪為「楊永強第二」，是只執着於醫生專業的自我「本尊」，無法分裂為從政局長的另類人格，中國官場宦海之深奧，亦非一個特區官僚所能想像。出席記者會，有如出席學術會議，只能「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這是香港「缺乏政治人才」的先天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