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寫于右任我寫了幾筆章士釗，三五前輩和同輩讀了找我閑談章士釗舊事。章先生字行嚴，號孤桐，湖南長沙人，留學英國，當過律師，辦過報紙辦過雜誌，著述也多，大家對他都很有一些看法：有人說行老優於文筆，一沾政治反而騎上虎背了；有人說行老那部《柳文指要》不僅打破世俗韓柳頡頏之舊說，他為章太炎作的壽序通篇柳文筆法，精警動人；有人說章先生命中注定是清客，早歲是青幫杜月笙門客，晚年是紅朝毛潤之委派的說客，可惜鑄不出什麼大業。
章士釗辦的老報刊我在英國幾所大學圖書館裏瀏覽過一些。文革年代《柳文指要》一運來香港，我和戴天午饍時間急忙跑到中環商務搶購，一連好幾個晚上關進書房苦苦研讀，久久為他腕下豐美的行文暗暗拜服。我六十年代中期剛來香港的頭幾年其實已經在幾位長輩家裏見慣章士釗寫的條幅。我喜歡他那一手不是書家格調的好字，銅皮鐵骨裏包的是三分騷人的秀媚，掛在蒼老的書齋壁上很帶些雲窗春遲的惆悵！我找了好幾十年都無緣搜藏，上個月才托翰墨軒主人鴻福在北京中國書店收得兩幅，愜意得很。
章士釗一九七三年七月在香港辭世我人在英倫，新界紫薇園故交念我蕃邦寂寥，剪寄不少輓聯悼詩唁電給我長見識，其中《英文虎報》一則〈"Pro-Peking"professorsaresacked〉最有意思。那是親台院校珠海書院三位教授到殯儀館弔行老之喪而被解聘的新聞。三位教授一位是李聖五先生，早年《東方雜誌》的主編，文教界名人；第二位是黃文山先生，二十年代北大學生，聽過行老的課；第三位是宋宜山先生，行老的湖南同鄉，軍人宋希濂胞弟，台灣立法院委員，一九六三年奉蔣介石命到北京試探國共議和事宜，由章士釗介紹他見周恩來。
這段消息刊出不久聽說《華僑日報》和《明報》都有節譯，只是不刊教授姓名也不說是哪一家書院。那年十月沈葦窗先生編的《大人》雜誌倒登了尊聞的一篇〈章士釗禍延三教授〉，還附錄了董千里先生《舞劍新談》專欄上的〈弔者不悅〉隨筆。董先生說，三位教授應該明白任教學校的政治立場，從而預知弔章之舉會引發什麼後果，否則「枉負教授之銜，見事之明且不如常人了」。董先生文中不乏辣筆揶揄當時知識分子的「回歸熱」，說知識分子「恰是中共認為最難改造的廢物。廢物雖亦有可利用之處，利用卻並不等於脫胎換骨」！
我對章士釗生前偶然發作的政治亢奮沒有太大的反感，他在《甲寅》雜誌上的自我批評十足流露他只是個書齋裏的純情老生，當起清客格調並不低賤。他說他為人短處是所騖太多而成事太少，那是實話。他的長處似乎是文采風流，一世翩翩，難怪「雖有時觀過可以知仁，而貞固不足以幹事，宜其浮名滿天下而天下無一人以事業許之」，那是中外古今一大半茶座辯士都逃不掉的命運！蔣介石讚揚過行老的邏輯學，頂多也只請他到中央黨校講課。他資助過毛澤東兩萬大元，毛先生六十年代用稿費還錢還利，每年送他兩千元，一送十年，誠奇緣也。行老的女兒章含之寫父親的文章我也讀了：兩代人風情不同，際遇不同，行老反倒顯得拙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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