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五月初，青海一批批候鳥相繼死於變種禽流感。中共說死亡候鳥有一千隻，說病毒由亞洲其他地區傳入。
但世界衞生組織到青海調查，發覺候鳥死亡的有五千隻。香港大學和汕頭大學聯合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軼更發現，病毒源頭應在南中國。當然，管軼是中國人，和世界衞生組織的白人調查員不同。世衞調查報告發表後，中共坦然承認；管軼研究報告發表後，中共鐵腕對付。
對付的辦法，是規定「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擅自發布疫病信息」。跟着，他們直闖管軼的汕頭大學研究中心，把病毒樣品銷毀，宣布管軼研究錯誤，不得繼續。
舊中國資訊阻隔，地方官為了粉飾政績，有時瞞災報喜，但這絕對不是朝廷政策。後漢殤帝年間就曾通令各州實報災情：「郡國欲獲豐穰（豐收）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自今以後，將糾其罰（督察處罰）。」（《後漢書．殤帝紀》）明成祖更曾下詔警告地方長官：「境內災傷，己不自言，他人言者，必罪！」（《名山藏記》）
宋仁宗年間，京師有大疫。仁宗命太醫製藥祛疫。藥材須用犀角，仁宗即令大內盡出所有，其一竟是珍貴無比的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請仁宗留下通天犀角自用，仁宗說：「豈重於御服，而不以療民乎？」命工人擊碎犀角，和藥濟民（《事實類苑》卷四）。
除了仁君，我們還有仁臣。《宋史．蘇軾傳》載：蘇軾知杭州，逢饑荒疫病，即奏請蠲免賦稅，「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類似故事，舊中國史不絕書。
新中國對付民間疫病，卻有另一套辦法。香港人不會忘記，二○○三年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中共外經貿部長龍永圖怒斥傳媒報道疫情：「香港六百萬人之中有五十萬患病，恐慌還算有理。但現在才三百多人！」新中國百姓死多少都不要緊，要緊的是覆蔽災情。反正中南海向來與民隔絕，不虞疫病傳入。
於是，世界衞生組織派員赴河南文樓村視察愛滋病情，中共就把全村愛滋病人扣押起來，由公安、幹部飾演村民、病人、醫生、護士，瞞過外國專家，防疫工作即告功成。
有學者說，當年北京市長孟學農、衞生部長張文康隱瞞肺炎疫情，被胡錦濤撤職；現在愛滋病、禽流感等疫情被隱瞞，顯然是各級幹部未能貫徹胡錦濤思想。這些學者要我們相信，即使資訊科技今天這麼發達，中共中央對各地疫情還是了無所聞。這些學者似乎不知道，張文康、孟學農罷官向西方謝罪之後，不久都復出做官了。
覆蔽疫情是不是中央政策，其實世人都心中有數。否則香港大學對管軼事件不會沒有片言評論。
也許，中國最嚴重的疫病不是禽流感，甚至不是非典型肺炎。病毒不出自華南華北，不出自華東華西。這疫病是百癘之端，披靡全國，戕賊人心，患者自甘喑啞。求這大疫對付禽流感之類小疫，孟子說猶緣木而求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