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大破例公布了《物權法草案》文本供社會討論。不過，對於這份草案，學者似乎了無興趣，輿論在經過最初的喝采後，也逐漸出現了愈來愈多批評。《物權法草案》就像中國大多數法律一樣，只是概括了現有的有保留地保護個人財產權的諸多政策，沒有從根本上擴張私人財產權利，並提供更有效保障。
姚中秋
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研究員
「物權」是羅馬和歐洲大陸民法傳統中的概念，大體相當於普通法上的財產權，主要是人對不動產的各種權利。近代第一部民法典《拿破崙法典》的一個突出特徵，仍強調私人財產權的絕對性和契約自由。
然而，到了中國，物權法的這一原則卻變了味，私人財產權退居其次。立法者試圖用更大的精力來保護公有財產，尤其是國有財產。在《所有權》一章中，草案用大量篇幅規定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的客體、範圍和內容，第五十條則最有趣：「國家維護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沿用了憲法的相關條文，然而，所謂「主體」和「共同發展」究竟具有何種法律內涵，卻沒有一部法律明文闡述過。
不過，在大陸，所有人都知道這一含糊表述的政治含義。儘管各級黨政官員及他們的子女瘋狂地熱愛私人財產，爭先恐後將公共財產轉為私有，但執政黨卻始終不願放棄其意識形態教條，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就是最根本的教條之一。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執政黨將公有制──尤其是財產國有制，理解為其統治的「經濟基礎」。因此，憲法儘管經過多次修改，並對私人財產權不斷退讓，但始終堅守着公有制為主體的底線。
站在黨政官員的角度看，這規定實在幫了他們很大的忙。從公處着想，因為土地、礦產資源等一切都屬國家或集體所有，因而，黨政官員就可以任意動用一切資源，建設政績工程，實現他們的現代化、城市化夢想。從私處着想，任何人不得干預所有者行使其所有權，那麼，民眾也就沒有資格干預官員處置國有資產。因而，官員盡可放心做化公為私的勾當。所謂「國有資產流失」，就是絕對的國家所有權下的必然產物。
一個國家，只要法律規定了所謂的「緊急狀態」，那它就不可能是一個完善的自由憲政國家。因為，和平狀態與緊急狀態的法理劃分本身，就為軍事獨裁提供了合法的後門；同樣，只要法律劃分出國家、集體和私人的所有權，則前兩者就必然在道德、政治和法律上優越於後者──假如立法者認為三者是平等的，就沒有必要刻意予以區分。
因此，合乎邏輯的是，即使頒布物權法，在內地，私人財產權也仍將極端脆弱，甚至更脆弱。根據《物權法草案》，內地沒有一塊土地可由個人私有，私人只能擁有國有或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或使用權。於是，我們看到了最滑稽的一幕：歐洲大陸民法典確立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所有權原則，即所有權是絕對的。近代歐洲，這一原則保護了私人不受他人及政府的侵害。內地，這一原則卻成了私人的敵人，因為，國家就是唯一的所有者。假定物權法保護所有權，那麼，私人就是法律所要防範的物件，而不是保護的物件。
這正是內地物權法無法超越的內在悖論，物權法草案涉及個人財產權利時，不能不進退失據。法律宣示，「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式，可以徵收、徵用單位、個人的不動產或動產，但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給予補償。」然而，立法者卻恰恰忘記了，國家本來就是所徵用的土地之所有權人，則有關徵地補償的規定，必然會偏向國家，而不利於只擁有使用權或承包經營權的私人。
如果內地物權法準備堅守自羅馬民法即形成的保障私人權利的傳統，那麼，就應該淡化所有權，保障佔有權（posession）。
國家是唯一的土地所有權人，這個所有權人又能倚仗國家強制性力量，則為平衡起見，法律當然應當保障私人佔有者。遺憾的是，政治教條的束縛，卻使立法者沒有這樣的立法智慧，甚至內地法學家也沒有對此進行仔細探究。因而，這部法律對內地的市場發育和經濟增長，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