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
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研究員
今年是鄭和首次下西洋六百周年，內地官方組織了很多活動，民間也相當熱心。官民意見一致之處是，中國應該開放。人們一直習慣以「閉關鎖國」來形容一八四○年之前明清兩朝的對外政策，鄭和則被視為對外開放的象徵。不過，接下來，官民就有分歧了。官方的立場相對溫和克制，強調鄭和下西洋的和平性。但民間則聯想到中國如何成為一個「海權」國家，如何保護馬六甲石油供應線，如何在海洋上保護、或更進一步擴張中國的國家利益。
在民間的強硬議論與官方溫和措辭的背後，人們可以感受到正在崛起的中國的焦慮和渴望。
到了近代，鄭和突然從被歷史遺忘的角落打撈上來。當時的人們知道，在鄭和下西洋前後，西方也開始了發現新大陸的事業。兩個事件的結果互相對照，人們不能不有所感慨。一百年前的中國人可能更多地反省中西為何如此不同，一百年後的中國人則對鄭和作了更有進取性的解釋：中國人能否成為一個海洋強國？在紀念鄭和活動中，到處都可看到關於海權與強國間關係的想像。
其實，當年的鄭和恐怕並沒有這樣的雄心，他只不過奉皇命耀威各國，旨在建立朝貢體系；那裏有海洋霸權的想法。他這種想法，也得不到主流精英群體的支援。在他們看來，治理國家，唯一重要的是內部是否建立起仁政的秩序。朝貢體系只是附帶結果，天朝絕不應主動追求。因為，主動構建它，必然浪費財力，鼓勵君王的虛榮心。
但在今天，幾乎所有人都指摘儒家這種教誨。經歷了失敗後的中國人，幾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強者的國家觀念，人們普遍相信，國家要從外部獲取資源，以增進本國財富。西方人採用的征服、殖民手段固然過於暴力，但以「和平」手段擴張國家勢力，總是必要的。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實：歐洲正嘗試改變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國家觀念，而中國卻正準備成為十九世紀信奉國家實力第一──以武力為主、貿易為輔──的歐洲。
近代以來的中國人，還有日本人，甚至比西方更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最激進的鼓吹者，正是中國、日本的精英，弱肉強食迄今仍被普遍接受為真理，對落後於自己的種族、國家的歧視觸目可見。當年中日維新人士呼籲全面推行「軍國民教育」。當代中國人則正根據西方的強權國家觀念改寫本國歷史：漢武帝的拓邊政策被電視劇大加讚賞，而鄭和沒有建立起殖民地，彷彿是歷史的遺憾。
不過，中國人往往看到了西洋擴張的輝煌，卻忘記了失敗的慘痛。最早建立海洋霸權的西班牙、葡萄牙，早就衰落了。歐洲人的國家觀念使歐洲幾番被毀滅，今天終於完全喪失了參與全球爭霸的意志。德國、日本曾經作為後發國家，試圖走捷徑，赤裸裸地追求國家力量，最後也以徹底失敗告終。
據此或許可以說，歐洲近代以來關於民族國家的理念，根本就是歷史的謬誤。在這段歷史紛擾中，唯一的例外是英美。而其例外之處恰恰在於他們似乎洞察了力量之源。這兩個國家都具有某種內向的性格，其精英群體的主要努力是尋求優良的治理。因而，建立起了純正的自由憲政制度。國家的凝聚力，來自這種制度本身。對外的強大力量，只是優良的國內治理秩序的附帶結果。
由這個角度看，當年批評鄭和下西洋的儒生，其實比今人更聰明。國家的力量不在於武力，而在於內部的治理秩序，儒生看到的是仁政，今天可以將其換成自由憲政。強國是憲政的附帶結果。
但當年的德國、日本，似乎都沒有理解這一點。直接追求國家力量的結果，是國家權力不受約束，權力在內部不受約束，則對外的決策也難免走上歧途。中國能夠避免德、日當年崛起的悲劇嗎？鄭和激起的是強國夢想，但直接追求國家對外力量強大，卻肯定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