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華
練乙錚在《浮桴記》，分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記述剖析回歸以來的決策失誤。
先談經濟。他認為：偏離「積極不干預」，而又整個政府裏缺乏搞嚴格經濟研究的人才，卻訂出一系列「大有為」的發展經濟目標和具體策略，結果失敗了，或無疾而終，或焦頭爛額。在這方面，他只提及一個又一個「中心」的建議，沒有涉及「八萬五」的房屋計劃。
他「替大有為小翻案」，舉芬蘭為例，在人力和基建的投資上，某種有力的政府行為成功了。董建華之所以失敗，因為只是「匹夫之勇」，「沒有學術可提供的客觀分析，也沒有相適應的公務員系統可賴以實踐」。
這「匹夫之勇」是從何而來的呢？練雖然也提及董以「亢奮」的心態接管香港，卻沒有深究他為何會「亢奮」？我從意識形態來談一談。
「洗脫百多年恥辱」；「英國人做得到的，我們不但也能做得到，而且要做得更好」；等等。回歸前後，從中央到「土共」，都瀰漫着這樣的亢奮心態。這與「假、大、空」的一貫歪風，是氣味相投的。於是，施政方針計劃，也就變得政治化、策略化、權術化、主觀化、口號化。這類似「大躍進」時代的「超英趕美」。「結論行頭，前提搭夠」，意識形態先做了「結論」，然後才去堆砌出「前提」來支持。這樣怎能不失敗呢？
我來補充說一說「八萬五」。其實，香港房地產的暴跌危機，早已在回歸前，八四年中英簽署的關於土地的協議中，埋下了伏線。
在該協議中，雙方同意回歸前，每年只出售公地四十公頃，賣地所得款項，一半歸港英，一半存土地基金。當時中方害怕，港英在回歸前大量賣出公地，所以有此協議，卻不了解這違反市場規律，賣了地的錢也留在香港，英國人是帶不回倫敦去的。從八四至九七這十三年內，已預見土地的有限供應，房地產怎能不急升呢？
回歸後，土地供應的限制取消，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房地產必然大跌，成為了香港經濟衰退的最主要原因。購買了樓房的港人，成為了叫苦連天的負資產者。
梁振英、鍾瑞明等人，因參與中英土地談判，達成這樣的協議，中方認為他們立了大功，論功行賞了。他們既缺乏眼光，又不懂市場規律，而中方的「陰謀論」卻是主導的。
我不懂經濟，更不懂房地產，只從略懂的政治角度，這樣地去看「大有為」和「八萬五」。
──讀練乙錚《浮桴記》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