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停播賽馬事件，引起社會輿論對特首曾蔭權誠信的質疑。曾蔭權在已知港台將停播賽馬的情況下，六月時仍假惺惺地表示他不喜歡港台播賽馬，他為甚麼不直接把自己所知告訴公眾？為甚麼把停播賽馬說成他自己的意見？他的這種做作，懷有甚麼政治目的？
作為從政者（他自稱的Politician，從政者也許是較中性的譯法），我們對他有甚麼期待？
上周三，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當特首又如何？》的文章，作者胡晴舫是台灣頗為有名的文化評論者，近年似居於香港。她文筆很好，觀察也往往很獨到。
在這篇文章中，她認為曾蔭權從英式的常務官擢升為特首，不是因為他的治港理想，不是因為他有耀眼才華或領袖氣質，而只因他在政府部門待的時間夠久。對他來說，爬到這個位子簡直不可思議，已經屬最高成就，因此有點得意忘形地吹口哨，而不是嚴肅謹慎地思考獲得這個機會應做些甚麼事，應該如何用自己的職權創建更高的成就。
胡晴舫認為，中華社會強調十年苦讀，爭取功名，從來不強調拿了功名以後要作甚麼。實際上，當了特首，不應是旅途的終結，而應是旅程的開始。換句話說，就是獲得職權之後，才有機會成就一番事業，才可以造福社會。
胡女士把她對英國政務官與常務官的分野，套在香港殖民地的時代，略有誤差。香港過去的高官，雖屬公務員，也獨立於政黨之外，但長期來卻受到港英政府的政務官的培訓。尤其是二十年前中英開始為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以來，香港高官更多關涉政治。
但曾蔭權確是與董建華不同。他把在政府任職當成他終生的志業。而董的終生志業，則是做生意。在香港當上特首，對董來說，也是一種生意。不久前，香港有報道指稱，董家族過去十年，在上海的地產收益高達二十億元。這實在與他擔任香港特首從而取得上海優質地皮有關。
董任特首期間，倒是並沒有把這職位當成旅途的終結，而是要創建更大的成就，但他的「創建」卻處處迎合北京的意願。他一開始就懷有大志，要在香港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廢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釋法以破壞香港法治，提出建這個那個中心，甚麼甚麼港，提出母語教學，搞公務員改革……把香港原有的管治機制任意摧殘，最後更堅持為他稱之為「天經地義」的二十三條立法，直接損及香港自由、法治的根基。香港人忍無可忍了，終於在前年開始爆發一波接一波的抗議活動，要求董下台。
曾上台後，有回復舊觀之意。若大致上返回原來港英時代的管治機制，那麼或可將「建華之亂」予以撥亂反正。香港市民不希望也不期待曾特首在任內成就甚麼大事業，只望他不要像「建華之亂」那樣把原有較好的機制肆意踐踏就好了。香港人已厭倦了大有為政府，也對中國內地幾十年來被「大有為」、「大計劃」所折騰有深刻印象。香港人但求在穩定堅固的法律保障之下，讓他們安居樂業，各顯神通，安享家園之樂。
香港目前面臨的局面，有點像鄧小平、胡耀邦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只不過，香港過去的根基較好，「建華之亂」的破壞還不至於傷筋動骨。但曾特首即使能使香港撥亂反正，卻不是長久之計。鑑於「建華之亂」最後威脅到香港固有的自由法治基礎，因此長久之計應是建立一個更好的最高權力轉移機制。
鄧胡當年的撥亂反正，就因為沒有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帶來連綿不絕的後患。曾特首若把他的職權，當作旅程的開始，那麼他要成就的事業恐怕只有一樣，就是建立一個有廣泛民意基礎的，特首與立法會的權力轉移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