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以四比一大多數駁回梁國雄等就公安條例的上訴，表面上輸，實際上贏，因為上訴的真正議題是，現時關於遊行的一套規管是否違反和平遊行示威的自由，因而違憲。在這方面，五位法官是一致的：都裁定是違憲。大多數和少數判決之間的分別只是違憲的範圍大小。如果違憲侵犯人權的法例是「惡法」，那麼公安法就是「惡法」，我們的批評是有理據的。
我當然更同意包致金法官的「少數」判決。根本整套制度就是事前檢查，以嚴刑峻法迫人事先通知警方，不通知而遊行就可判入獄五年；但先通知也不夠，通知之後還需接納警方提出的條件；不接受條件而遊行，又或遊行過程中違反了條件（例如人數超出限制、有人叫了「煽動性」口號等），同樣有罪、同樣可被判入獄五年。包致金法官認為事先設限的管制，等同出版前審查一樣，是限制言論自由；不單是部份條文違憲，而是整套制度違憲。所以他判上訴得直。
可是，即使以其他四位法官的判決，其實上訴仍應得直，因為「部份」違憲的制度仍是違憲。試想如果法例光是要求籌辦遊行的人士盡可能事先通知警方，應通知而不通知當作違例泊車那樣罰款，被告人會挑戰這個合理制度嗎？法律是應該明確的。正如終院所說，不明確就不是「法律」；以被告所觸犯的不是不明確的部份而維持判罪，未免道理牽強。當然，原判的懲處是以五百元簽保守行為三個月，得直與否實際上沒有分別，梁國雄等三名上訴人認為勝了一仗，並非阿Q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