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研究員
二○○四年九月十一日，北京著名家庭教會領袖蔡卓華牧師因為印製並無償贈送《聖經》，以「非法經營罪」被捕。這顯然是一起政治色彩極濃的案件。當局顯示了一種矛盾心理：對於在官方教會之外迅速發展的宗教，當局欲予以壓制，但又試圖避免引起過大反彈。
這種迅速發展是顯而易見的。警方稱，從蔡牧師一處倉庫中搜得二十餘萬冊基督教書籍。由宗教書籍需求量如此之大，可以想見信眾之多。有人估計，在官方教會之外活動的基督教家庭教會信眾在七千萬左右。
不管在甚麼時代，教會的爆發性發展，必然引發政府的複雜糾葛。也許只有實現了宗教自由、宗教寬容的穩定自由憲政國家除外。可惜中國目前正處於轉型過程中，故自八十年代以來，傳統宗教的復興，及新興宗教之興起，引起當局極大憂懼。
這種憂懼在一定程度上，源於觀念上的後遺症。現代啟蒙運動的一項重要教條，就是破除宗教對人心的束縛。基督教源於外國，更牽涉到知識分子最敏感的民族激情。因而，在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識分子曾發起「非基運動」。內地執政黨似乎繼承了這一運動的理念，將宗教視為迷信，而死守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荒唐教條。當局一直試圖清理人民的迷信，而代之「科學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觀。當局的憂懼，也源於想像中的威脅。在菲律賓、拉美某些國家、甚至在九十年代的波蘭，基督教都曾是政局變動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因此，當局對羅馬教廷的態度非常僵硬。
儘管如此，當局仍覺得宗教復興是一股威脅性力量。內地執政黨的統治理念非常獨特，它希望把每個人都納入到國家直接管制下，並管制其思想觀念。因而，它不能容忍社會自我組織、自我治理。即使成立一個慈善組織，都非常困難。當局將任何在其控制體系之外尋求社會自治的努力，都視為異己力量。宗教復興直接觸犯兩大忌諱：信眾信仰了別的東西，自己組織起來。
其實，即使站在當局的立場上，如此僵硬的態度，也是不明智的。內地正處於轉型過程，社會分化嚴重，人民惶恐不安，每個人都缺乏安全感，看不到社會前景。宗教可教化收拾人心，整合社會的組織秩序，緩和衝突。
打壓宗教，不僅抽空了制度轉型所必須的心靈與社會支撐墊，也製造了政治上最不可能戰勝的敵人，從而使轉型複雜化。本來就是社會危機導致宗教復興，當局若採取僵硬政策，則使危機複雜化、惡化。
當局似乎意識到社會失序問題，因而，默許乃至直接間接地支援儒學、儒教的復興。最近剛上任國家保密局局長的夏勇，試圖融合儒家傳統民本理念、和諧社會的概念，也蘊涵着傳統的政治智慧。康曉光等人明確提出，用儒教為內地執政黨提供合法性，以儒教整合社會，政府似乎也支援儒教中心，當局對儒教這種態度，比起對基督教的壓制，要合理一些。不過，假如儒教更多地面向社會，關注社會的重建與自治，政府恐怕也會憂懼多於同情。顯然，除非當局徹底放棄其正統意識形態、改變治理理念，則儒教的復興甚至也是不可能的。
內地要從後極權社會走向「正常化」，需要一場宗教復興運動，但令人憂慮的是，由於當局很難正確理解宗教的社會功能及國家與宗教的關係；復興運動將可能成為衝突的引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