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銳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人
近年教改的兩個主要方向，都與市場機制有關，其一是所謂「問責制」，透過量度學校成績決定撥款；希望透過財政壓力，迫使學校進行內部改革，包括人事上的調動等。
其二是所謂「學券制」，讓學生自由選擇學校；希望透過學生人數的升跌對學校造成財政壓力。同樣是希望透過「財政」改變「行政」，背後的假設是，校長有動機而且有能力行使權力、調配人事，而且有足夠資訊改善教學質素。
但美國很多中小學的校長根本無能力調節老師的薪水和待遇，要解僱教師也相當困難，那麼，市場機制如何發揮？
這裏牽涉到三個問題：第一，學校行政愈具彈性，學生平均成績是否愈好？第二，在學券制下，學校如何改善教學表現？第三，在問責制下，學校如何改善教學？與學券制比較，孰優孰劣？
美國不少私校擁有悠久歷史，可供分析的數據較多。筆者並非天主教徒，但不得不承認，正如香港的情況，美國的天主教的確對中小學教育作出深遠貢獻。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當中埃文斯教授（W.Evans）以及芝加哥大學的尼爾教授（D.Neal）雖運用不同的統計方法，但仍發現天主教學校的學生平均成績較公立學校優異，特別是在一些較低收入的校區。
天主教學校由於倚靠教會支持，所以老師的平均薪水會較公立學校低，但仍能發揮良好效果，可見薪水、設施等所謂「客觀因素」，並非決定教育素質的最重要原因。
再參考尼爾教授對NAIS學校的研究（NationalAssociationofIndependentSchools）。NAIS大部份由非宗教團體開設，收費比天主教學校昂貴，學生所屬家庭的收入也有分別。事實上，NAIS學校的平均入大學比率也較高。但若控制種族及入學成績，則NAIS學校的學生的成績、升學率，並不比公立學校高。換句話說，NAIS成績優異，主要因為吸引了較多背景優良的學生而已。
所謂教學表現，影響因素有可能是學校，也有可能是學生的背景，這點對於分析「問責制」及「學券制」有重要啟發。
身為教育工作者，常會遇到一個抉擇，究竟要「教好的學生」，還是要「把學生教好」。前者教出來的學生似乎很傑出。是以「最後出產」作量度心態；後者則是以學生所得前後的差異，作為量度標準，屬價值增加的概念。
有見及此，美國不同的州政府便以不同的準則來量度學校的表現。自從二○○一年美國布殊總統，頒布「沒有孩子被遺棄」法案之後（NoChildLeftBehindAct），各公立學校的指定科目成績需要達到最低標準，否則撥款便會被削減。而為了公平起見，亦訂立了對一些弱勢社群、少數族裔的不同標準，以鼓勵公立學校投放資源，扶助相關社群。於是，有更多「問責制」在公立中、小學推行，引起學界極大關注，亦引來連場辯論。
問題是，推行所謂的「問責制」後，教育素質是否改善。佛羅里達州大學的菲格奧（D.Figlio）發現，自從引入「問責制」後，學校對於懲罰好成績學生，及差成績學生的差異，明顯變大，學校亦有意讓好成績學生參與評核試的相對比例增加，以提高學校在考試中的表現。
公爵大學的克洛菲特教授（C.Clotfelter）發現，引入「問責制」後，在表現較差學校任教的高素質老師的流失率明顯增加。
哈佛大學雅各布教授（B.Jacob）的一系列論文，可能最為發人深省。雅各布發現很多學校的內部資源分配、教材等根本沒有改變，只是增加補課及暑期班，以及「家長參與」以提高考試成績。
更令人震驚的是，甚至有老師「作弊」，更改學生答案，或預先派發試題當作練習，以提高分數。至於加州洛杉磯大學的凱因（T.Kane）亦發表了連串文章。他發現，有「顯著進步」的學校，在一年後同類的測驗中並無進步，顯示學生可能只是被訓練作某種形式的測驗，但對學科本身的認識無顯著改善。
此外，人數較少的學校，其表現傾向反覆，因為人數少，幾個表現特別傑出、或特別差勁的學生，已足以影響全校的平均成績。故此，所謂「問責制」在學校推行，問題殊不簡單，但也非一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