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登寫雨，提及黎錦暉那首《毛毛雨》，想起一件事。
那是在上海讀初中的時候，「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學生上學，只學「革命知識」，但凡老師說及的人和事，都必須與革命題目相結合。比如上地理課，老師在黑板上掛出來的，是「世界革命形勢地圖」，說南美洲，要說古巴人民如何反美；說非洲，要說剛果人民如何爭取自由。
上音樂課，古典音樂當然不會講，流行曲──也就是「革命歌曲」──唱來唱去那幾首，滾瓜爛熟悶出鳥來了，音樂老師眼見學生心散得一塌胡塗，就想出了一個主意，每次上課，不彈琴不唱歌，講故事。講甚麼故事呢？當然是「革命音樂家」的故事。
其實那時候「革命音樂家」寥寥可數，本來有這個頭銜而且還活着的，都變了牛鬼蛇神，沒變牛鬼蛇神的，都是死人，如作《國歌》的聶耳，如作《黃河大合唱》的冼星海。
音樂老師是個中年男人，很有說書天份，胡說八道，天衣無縫。那天他講冼星海的故事，從冼星海如何在雲南學琴開始，一直說到他到巴黎留學，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冼星海到了巴黎，為了謀生，帶着小提琴到餐館裏拉琴賣藝。第一天，就在餐館裏碰到了三個有錢的中國人。他鄉遇同胞，本來是很高興的事情，可是誰知道，這三個中國有錢人，一開口就點了個曲子給冼星海，冼星海一聽曲名就愣住了。你們知道那是一首甚麼曲子嗎？那是一首當時最最黃色，最最下流的歌曲，叫《毛毛雨》！」
那時候，我們所有的同學都沒聽過這首《毛毛雨》，不知何方神聖，聽音樂老師口沫橫飛胡吹，本來應該為革命音樂家冼星海的遭遇難過，但就是因為「最最黃色、最最下流」這八個字，引起了巨大的好奇心，使這一首歌，成了我們全體同學最想聽的一首歌。
後來，我到了香港，還想找這首《毛毛雨》來聽，可惜找不到。再後來，我在戲院裏看過了「毛片」，見識增廣之後，也就沒再為一首「黃色下流歌曲」費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