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耀洸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曾蔭權指二○○三年大部份七一上街的市民，都是不滿經濟表現。這是片面、甚至自欺欺人的說法。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透過自由行、CEPA以至港珠澳大橋等措施，企圖以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結果去年仍有十萬計市民上街，於是中央接受董建華辭職。假如曾蔭權的說法屬實，中央哪會容許董建華辭職？曾蔭權又怎可能更上一層樓？
造成兩年七一民怨爆發的社會背景，是民不聊生的經濟蕭條，但背後深刻的原因，是香港的封閉式專制管治，無法化解尖銳的社會矛盾，小圈子選舉必然令政策向大商家傾鈄。換了特首，只是舊酒新瓶，不可能化腐朽為神奇。
中央官員叫曾要「善於用權，敢於用權」，其實這是中央思維邏輯的投射。中央為了平息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惜果敢地起「用」港英遺臣曾蔭「權」，這種敢於用「權」，反映中央對香港的策略是靈活的。至於善於用「權」，因為曾始終不是中央可以完全依賴的自己人，於是胡亂釋法，特地為他設置兩年試用期，令曾不得不更謹小慎微，緊貼中央，不敢稍越雷池半步。
曾蔭權民望高企，市民對曾的期望比董高得多，但希望愈大，失望愈大。當市民感到政府施政無明顯改善，即使經濟逐漸改善，普遍市民仍感受不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這種上升期望而造成的期望落差，將是曾面對的最大挑戰。
不同於正常的選舉，曾的政綱不是談理想、講抱負，而是要降低市民對他的期望。政綱凸出果斷的施政作風，卻不敢提「民主」二子、不敢回應平反「六四」、不敢提出政改時間表，以至不敢見程翔太太。這使他與董沒有多大分別，都是予人一面倒執行中央政策的印象，而不是他不斷強調的「香港仔」身份。沒有普選的制度，任何香港人登上特首的位置，也只能執行中央的主意。
既然董曾沒有多大分別，市民不能分享多半點權力，市民便毋須觀望曾施政，而可以決定在今年七一再站出來，對新政府保持壓力，以免施政進一步傾向大商家，以及迫政府儘快實行普選；否則，普選只會遙遙無期。
對民間社會來說，曾特首比董特首更見威脅。因為董從未有效駕馭三司十一局和整個公務員班子，但曾對政府運作瞭如指掌，可輕易部署周密的社會控制，不用二十三條也可縮窄市民的空間。這正是香港電台員工和公務員工會的優慮，因為曾要向他們開刀，可以手起刀落，假如港台夢想可以「馬照跑」，除非能動員極大的輿論支持。
缺乏民主制度的香港，缺乏體制內的監察制衡，唯有建制外的社會行動對政府施以巨大壓力；任何政府首長，在缺乏民眾監察下，只會離民意日遠，距普選之路更遙。懇請七一再上街，一起「爭取全面普選，反對官商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