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朋友半開玩笑的說：在過去八年及未來的兩年裏，香港社會處於一段悠長的過渡期。特別行政區成立至今，轉眼八年，整個社會還是在嘗試從之前一種被界定為有問題的狀態，改正過來。一次否定之後，又再來另一次否定，整個體制的運作及社會的氣氛，欠缺一種確定性。
呂大樂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是以曾蔭權先生為首的新特區政府所要面對的一種兩難處境：一方面，新政府要針對過去累積的問題，定出解決的方法。要對症下藥，無可避免地，需要針對一些舊政府的政策或制度上的安排（例如高官問責制），作出較大幅度的調整；甚至是完全改變過來。這是近似收拾殘局的工作。
由於市民對過去八年特區施政甚多不滿，新政府及其領導層總不可能擺出一種一切照舊的姿態，以延續既定施政方針作為基本定位。基於收拾殘局的需要也好，或者是出於突出新政、新開始的考慮也好，新特區政府有需要啟動轉變。
或者有人會認為新領導的兩年任期可以產生一種制約作用，減少重大變動的出現。雖然這種看法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卻忽略了一點──當政府領導人者，誰都不想突出只擔當看守角色的形象；過份明顯的看守政府的形象，只會削弱政治權威，令施政困難。所以，有時明明只是一個看守政府的，亦會做出一些假動作，稍稍抬高政府的形象。再者，我們亦沒有理由相信，新特區政府及其領導層，會甘於自我定位於一個看守者角色。新特區政府總會搞點新政，問題只在於新政的範圍與規模。
可是，在另一方面，新政府又需要考慮穩住局面，盡量給市民一種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連續性的穩定感覺。事實上，在人事安排上未有準備大變的情況下，要突變、大變，也有實在的困難。基於突出穩定、和諧的考慮，新政府需要選擇性地容忍舊有的問題，不能急於求變，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引起連鎖效應。
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似乎只有一種，就是在中間落墨，將變的部份，局限於某一個範圍，其餘環節暫時可不變就不變。觀曾蔭權參選特首時所提出的施政計劃，亦似乎是想走這樣的一條路線：關於民生、經濟、文化之未來發展，大致上一切照舊，短期之內沒有甚麼大動作、大計劃。但在領導核心之組織安排──包括行政局之組合、高官問責制之內部調整、行政與立法之關係──則需要立即「進行手術」，以免夜長夢多，政府施政又被舊問題纏住。這種選擇性改革的策略，好處在於能兩面討好。但問題是，這樣未必能回應市民的期望，例如哪些問題應優先處理。
從政府領導層的角度來看，如何理順前政府在施政時累積下來的種種問題，顯然是首要工作。殘局的種種束縛與限制如不早日清除，新政府日後將難以施政。不過，這類工作在社會層面上，難以引來廣泛迴響及支持。新政府甚至要盡量減低其政治反響，以免把問題政治化。
至於在民生、經濟等問題上，以不變應萬變的做法，成功與否則視乎市民的期望。新政府的一種可能做法，乃刻意不製造期望；在未來兩年內，只處理具體問題，不談方向、不定大計。若在技術層面上說，這方法可行；但在政治層面，則只是緩兵之計，保守兩年之平穩而已。最終，香港社會還是要問：我們朝着哪個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