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王何鴻燊老先生打響了「批董」的第一槍，與前朝當權者「劃清界線」，聲稱在董建華逼迫之下，說了七年的大話。何老先生剖白，私底下曾勸說董建華：「八萬五呢樣嘢係唔得㗎」，但年年都對市民唱好，這一切都是「捂着（良）心」的言論。
何鴻燊承認撒了謊，比起其他八年來一直替董建華政績吹打奉承的大小親中保皇人物，尚算是良知的懺悔。問題是：為甚麼在中國人社會，一旦進入權力圈，或即使在權力的大門貼近窺望的人，都毫無例外地以說謊為全天候的專業行為？
中國作家巴金在晚年的《隨想錄》中說：「十年的浩劫，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講真話，就是其中之一。在當時，誰敢說這是壞習慣？人們理直氣壯地打着維護真理的招牌販賣謊言。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在街上，在單位裏，在會場內，人們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樣。
「到四人幫下台以後，我實在憋不住了，我大喊：『人只有講真話，才能認真地活下去。』我喊過了，我寫過了兩篇論說真話的文章。朋友們都鼓勵我『說真話』。只有在這之後我才看出來：說真話，並不容易，不說假話，更加困難，我常常為此感到苦惱。」
現在，香港的賭王何鴻燊，老來也表現了巴金的「高風亮節」。然而，在巴金的懺悔中，展現了中國人的可憐。
第一，巴金持久的說謊，是說到「四人幫下台後」，他才終於「憋不住」的。華國鋒活捉江青四人幫，一九七六年，據說中國人民經歷了「第二次解放」。巴金的招供狀，令人有一種錯覺，以為「四人幫下台後」就是現代中國謊言大時代的結束，從此「國家民族有希望」了。然而瞎子也看得出，一個謊言的中國，並沒有因所謂四人幫的下台而結束，由「六四」清場死了多少人、沙士瘟疫向國際的隱瞞，到黑龍江洪水淹沒小學的死者人數，謊言成為中國十三億人呼吸的氧氣，憑謊言治國，以謊言維護「穩定」，一旦真相當道，真理抬頭，中國會立時崩潰，中國的流民會像膿瘡迸破一樣流竄全世界。在四人幫覆沒之後仍然不能講真話，當他提出設立「文革紀念館」時，他會發現他的國家仍然禁止說真話，反而巴金今天頂着一副氧氣筒，在上海的醫院裏彌留，不省人事，他才獲得了免於謊言的真正自由，可惜他已經沒有多少日子享受此一純粹的自由。
第二，巴金在《隨想錄》中強調，要在四人幫下台後才有一點說真話的自由。同理，何鴻燊先生也要等到董建華下台之後才享受到說真話的自由。四人幫十年浩劫，迫着巴金說謊，董建華八年浩劫，也迫着何鴻燊說謊——何老先生曾經遭受歹徒用手槍站在辦公室的面前指嚇，依然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雖然何老先生的家財比董建華多，輩份比董建華高，董建華雖如四人幫一樣在位當權，卻不如四人幫般掌控了抄家殺人的紅衞兵、民兵、特務。董建華是怎樣以另一套恐怖手段來迫使何老先生這樣的大人物低頭就範而「講大話」的，相信全港市民都願聞其詳——換言之，只有在前政權覆亡之後，巴金和何鴻燊博士如此德高望重的人士，方才享有講真話的自由，更遑論十三億人民和六百萬香港人。
如果四人幫下了台，一個說謊的中國沒有結束，只不過是另一個謊言世代的開始，那麼香港人從何保證，香港從此步入了真理的時代？中國的「領導人」，由四人幫的華國鋒過渡到鄧小平，謊言依然豐盛，謊言就與中國同在，謊言與中華民族一樣的長治久安。
雖然「從政」與「說謊」有時是一對孿生兄弟，像布殊指伊拉克藏有核武器，但在一個有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說謊的危害範圍會受到制約，使之嚴限於「從政」的小圈子，而不是說謊的全民制度化，不必連買一個漢堡包，也發現麵包是塑膠糊的，夾着的其實是老鼠肉，而且不必等到布殊如四人幫下台的「安全」時刻，謊言才會戳破拆穿。
但中國人社會不一樣，謊言不限攀附於「從政」活動，謊言滲透了民間生活，甚麼「愛國論」之類，謊言與人的呼吸並存。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悲觀地認為：謊言既是語言的一種組織建築，人類自從學會了講話，也同步學會撒謊。享有言論自由的歐美猶且如此，如果喬姆斯基的觀察成立，更可以說，中國人在還沒有學會講話，在母胎的羊水裏浸着的時候，就已經學會了撒謊。
因此，何鴻燊博士雖然可能出於他一半的拉丁血緣展現了西方人的率直和勇氣，承認了說謊，但如同四人幫覆滅，華國鋒鄧小平上台，何博士呼喊的豈止是「國王已死，國王萬歲」（TheKingisdead.LonglivetheKing），他代表了另外一半的中國血緣，也同時為香港新一批接近權力的人士宣布：「我不說謊，我仍說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