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置官員、分清職責；委任職官，按職責成；喜好謀略，樂此不倦；寬厚待人，深得眾心；含垢藏疾，心胸寬宏；是謂君之本。──唐．趙蕤著《長短經》
佛云：本來無我、無需滅己。
是佛言多悖，還是眾生沉迷？──佚名
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的大局已定，曾蔭權正躊躇滿志地準備坐上行政長官寶座前夕，論述行政長官的條件，是否是過時的明日黃花？更是多餘的論說？筆者認為絕對不是，今日來敍論行政長官十個條件，雖然可供香港居民選擇行政長官時作為參考，更加重要的是，像曾蔭權穩穩地可一躍而坐上行政長官高位的情況下，供在位的行政長官作為座右銘，隨時磨合檢視自己的言行施政，更可供市民大眾對行政長官給予監察督導，評估衡量，以共同建設新的香港，這也正是一個民主社會應有之道。
特別是作為一個世界無雙、獨一無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應具備的條件，除了與中外世界各國的行政首長同具有相同的特質之外，更有特別行政區本身的素質和秉賦需要單獨論列，不能一概而論。為此，本文就根據中外古今各國的歷史功績和經驗教訓以及成功或失敗行政長官的言行事蹟，提出香港特別行政長官條件十論如下：
一、論行政長官職責；
二、論忠誠信實；
三、論鼎故革新；
四、論管治能力；
五、論求賢納諫；
六、論權術；
七、論開拓香港優勢；
八、論國際思維；
九、論與中央關係；
十、論讀書修養。
本文無法詳盡具體地就每一個條件加以論列，爰特綜合其重要者先後闡述，以供參考。
今天是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條件。眾所周知，行政長官與其他國家行政首長以及地方的首長、市長有莫大的區別。緣因香港實施的是《基本法》所規定的「一國兩制」政策，「一國兩制」是中共設計師鄧小平所開創的舉世無雙、史無前例、獨一無二的政制，既以社會主義為主體，又是資本主義為本質；既受社會主義大陸法系的主控，實際上是實施資本主義普通法的規範，其間政治、法律、經濟錯綜複雜，矛盾衝突，需要實踐與時間的磨合、協調、健全。欲出任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政體的第一把手，確實要比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行政首長更需要具備諸多素質、理念、能耐和權術，正如中國古代小說所說的，需要身懷十八般武藝，才能應付自如。
據《基本法》第4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就是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但是第43條及60條又規定，行政長官具有雙重地位，即他又是「政府的首長」，把行政權主要集中於一身，但又不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是經港人選舉，但必須由中央任命，這意味着要經中央認可、授權，行政長官才得就職行使權力。這一來，說明行政長官必須善於掌握中央的氣候意向，又必須發揮本身的獨特創舉和能力，才能把香港經濟推向前進，而在政治、法律及人文教育上，還受到北京的諸多掣肘，無法像過去的總督那樣大權在身，叱吒風雲、拓展鴻圖。
正是如是這般的行政長官，符合香港民意，還得取得中央的首肯，往往就淪為順了哥情又失嫂意的境地。所以，擔任行政長官，首要條件一定是愛港愛國，對撥亂反正有擔當有魄力。《基本法》第44條規定，行政長官須「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同具重要的一個條件是「愛國愛港」，雖沒寫在《基本法》內，但已成為出任行政長官的鐵律，這是忠誠的問題。至於信實，所有的行政首長，對其屬下的公民大眾，必須有信和誠實，知人善任，精進不吝，勿須多說。
現在，曾蔭權已投入補選，七月當選執政當無問題。問題在他當選之後，首要的大任一定要改組他的施政班底，例如議政決策的行政會議，具體施政的三司十一局以及十八萬公務員組織，都要有改組，才能抹去董建華弱勢政府的暮氣和弊端；首先是改組身邊的行政會議成員，將那些逢迎拍馬、唯唯諾諾、不敢舉薦、無能成事的成員革除，掃清正氣不伸而偽士得志的殘局，廣泛吸收德才兼備、有新創見、敢於承擔的人才入閣以加強領導班子。新官上任不一定放三把火，可是這自古以來就是官場革故鼎新的作為。
革故鼎新這一成語來自中國古代的《易經》。「革」與「鼎」都是《易經》的卦名，《易經．雜卦》解釋：「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卦的意思是去舊，鼎卦的意思是創新。革故鼎新演化為成語，是指改朝換代或重大改革措施。明海瑞《乞丐赦歌疏》曰：「蓋陛下有愛民無窮之念，而二三大臣無仰承善體之思，不惟不能施恩澤於民，而且不能盡革故鼎新之美」。
經過一番革故鼎新之後，這才能實現新的行政長官的管治理念。曾蔭權已在他的參加競選的政綱中表明他會實施「強政勵治」的願景，這也就是說，他會實施「強勢政府」。強勢政府意味着特立獨行的聲勢，這將與中央的關係產生某種火花，這留待九論與中央關係條件中再談。
要建立強政勵治的政府，單行獨幹肯定是一事無成，這必須涉及「求賢納諫」的舉措。董建華政府對求賢納諫是做得十分不夠的，他不但不善於聽取各界代表，尤其是民間的意見，還刻意把專才拒於門外，遠離學者，只把庸才、阿從之輩、囁嚅趑趄之徒列入內閣，結果施政窳敗，弊端叢生，錯誤百出，不斷失政，政出多門，致使胡錦濤不得不當面囑咐「查找不足」。曾蔭權如果蕭規曹隨，變成董建華第二，就不是香港之福了。
古人說：「宰相肚皮能撑船」。行政長官的職位，也像古代的宰相差不離，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沒有寬宏的心懷，容忍的氣度，開放的態勢，接受周圍助手顧問和公眾的諫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看來，曾蔭權性格不傲，極負清望，頗堪依卑，足當大任。
其實，曾蔭權應該向唐太宗取經如何求諫和納諫的態度和方法。唐太宗身邊有幾位能臣，例如魏徵、王珪、房玄齡等，日夜坐而論道。這也要有唐太宗的虛懷若谷、從善如流、虛己納下、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也要有魏徵等忠貞正直、極言規諫甚至敢於犯顏直諫、觸犯逆鱗，須相匡諫，共相切磋，才出現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貞觀之治，歷史留名。
唐太宗的賢明，不但表現在虛己納諫之風範，還表現在求才若渴、善於物色人才，任人唯賢。貞觀時期的卓越人才觀和用人政策，值得借鑑。唐太宗深明「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人」，「主欲知過，必藉忠臣」，只有君主納賢，才能尋得忠臣，所以任賢致治，萬世不易。
第六論為權術。政治家使用權術，向為正統君子所詬病，認為是一種十惡不赦的詐計狡道。其實，這是偏向對權術具有雙刃劍的另一面歹惡的理解，以為那些奸臣賊子，不忠不義的卑劣小人的絕身故技。其實，權術也是所有忠臣良吏待人處事接物的謀略範式，只要心懷有道、深具政治抱負、治國平天下、救民於水火中的宏志理念，縱使運用權術，只要運用到為謀取國家人民利益的人際關係和工作中，都是值得正面肯定和讚揚的。
翻開古今中外歷史，多少英雄豪傑、偉大統治者、名相能吏，在他們為兵為政的經歷事蹟中，哪一個不使用權術、講究謀略、實施計策，來締造歷史勳業、完成道義事功。不過，他們是用在忠君謀國一面，不是用在徇己謀私、貪贓亂法一面。漢代蕭何深謀遠慮、張良運籌帷幄、韓信戰無不勝、陳平屢出奇謀，為劉邦建立了大漢帝國，使我們所有中國人都被稱為「漢人」，功蹟何其偉大。其實，現代國家創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政治統治術、一種權術。曾蔭權在權術方面，自有一套，寄望他善自運用。
第七、第八論是開拓香港優勢和國際思維，已有學者專家議論精卓，成理成章，此處不贅。倒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尤其特別需要具備與中央關係的策略，這也是行政長官是否能治好香港的樞機、的關鍵。
行政長官與中央的關係是一個新的政治問題、史無前例，既在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的利益和大陸法系的法治，又同時必須開拓資本主義經濟利益和普通法系的法治，兩者是有矛盾的。現因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和《基本法》的規範，逼使這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經濟法律制度，擴大到兩大不同性質的政治制度不得不求同存異、互相制約、和諧相處，共同發展。請不要忘記，這是世界上獨一的「一國兩制」，理論不成熟、實踐不完備，大家都沒有經驗，必須像鄧小平所說的：摸着石頭過河。
行政長官，承擔偉大歷史任務，如何既能符合「一國」的利益，又能開拓「兩制」的境界，確應大費思量，正是考驗行政長官的政治能耐。如何搞好「一國兩制」任務，確實千頭萬緒，從何說起？
竊以為，要實施「一國兩制」政策，完成既能符合一國的利益，又能發揮香港的優勢，行政長官應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強項領導者。他首先對發展香港的優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完整計劃，為了做好這項計劃，他應熟悉本地的政經情況和人文思想，他當然更應該具備有國際思維，能把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成就引進大陸，協助中國的經濟建設；不僅如此，他還應該有能力把以祖國為後盾的香港經濟推向世界舞台，把香港作為中國走出去的窗口，也把香港作為世界進入中國的跳板，同時把香港變成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當前的問題，不是打進大陸的問題，而是開拓國際市場的問題，只有世界舞台才是香港高歌狂舞的天地，否則只能慢慢變成中國的上海或廣州的一個地方城市，到時香港的優勢就會被抹掉了。
發展香港的國際優勢之可能性，端視行政長官對內如何與中央打好關係。這一問題，鑑於董建華七年來執政的教訓，他是失敗的，他對中央的關係只是一味阿從，萬般承旨順情，唯唯苟過，相借顏面，上下雷同，從來沒有對政令之是非提出意見，以防止過誤，我們可以稱此為愚忠。忠貞則可，愚忠不應該。
之所以強調行政長官不能對中央唯唯諾諾，不對是非阿旨順情，並不是鼓動行政長官「獨立」，而是要勇於堅持香港本土的「兩制」的特點和利益，絕不是對抗中央。眾所周知，「一國兩制」在大陸、香港都是一種新事物，大家都沒有經驗，中共也沒有說對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學透了吃透了，對「一國兩制」的實踐更是茫無頭緒，大家都是半斤八両。香港特區對「一國兩制」負有正確實施的責任，中央則負有指導、監督、修正的責任，只要雙方憑着開放平等、互利互助、互相學習的態度，偏重於理論的中央可起主導作用；注重實踐的香港，也可創造經驗、豐富內容、貫徹本質。有些問題，中央不一定正確，有些經驗，香港也有值得借鑑的地方。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互補互利，協力同心，事有不安，行政長官也可極言無隱，正如唐太宗對侍臣曰：「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對「一國兩制」，行政長官具備了特立獨行（絕對不是獨立）的素質，偶爾可能也會「犯顏忤旨」，但最終都是在「盡忠匡救」，這連封建的唐太宗都懂得說：「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行政長官如何治理香港，關鍵素質在於善於與中央打好交道，這也從無先例。竊以為，欲與中央打好關係，既能服從「一國」的領導，又能發揮「兩制」優勢，最重要的是要熟讀有關中國古今先賢名哲的著作，尤其是這三本書必讀：（一）《鄧小平論一國兩制》；（二）《基本法》；（三）《貞觀政要》。這三本書，對於如何理解「一國兩制」的理論和法律規定，以及作為一個行政長官如何言行處事、文治武功、虛己納下、治港安民，將是不可或缺。
做一個行政首長必須讀書，古今中外已有先例。中國列朝皇帝和太子都聘請國師伴讀已成為制度，古人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帝王之志，讀書人的願景。故讀書，已成為一個真正領導者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國父孫中山說：「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毛澤東也是好讀書的人，床頭床尾都堆滿書籍，而且涉獵廣泛。杜魯門知道經驗貧乏，也花了不少時間把密州市圖書館的全部藏書讀完。
一個領導者要出人頭地，日理萬機，首先必須在知識方面比常人高出一個層次。知識如同一個領導者的背景，越多，活動的範圍就越大，馳騁的疆場就越廣。埃及前總統沙達特說：「我博覽群書的結果，不只是擴大了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境界，而且有助於我進一步地了解自我。」
前文已說過，行政長官必須與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背景的中央政府周旋，本身不充份武裝資質智慧、機智韜略，結合權與勢於一爐，洽於國情、善於圓通，則上下相蒙，君臣道隔，庶幾無從統御底定大局，家國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