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本利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
繼大學及中、小學教師上街抗議政府削資後，最近又到社工遊行，反對政府取消「一筆過撥款」制度下的「過渡補貼」，令非政府機構員工面臨減薪，生活受到影響。
所謂「一筆過撥款」，表面上是給予非政府機構負責人，有較大彈性運用資源，實質卻是政府削減資助的方法，要求非政府機構一同承擔政府理財不善的責任。
現時政府每年除了支付十六萬多公務員的薪酬福利外，還需要撥款給各非政府機構、醫管局和資助學校，大部份撥款是用作支付十多萬員工的薪酬福利。
九七前，地產市道暢旺，政府收入急速增長，公務員人手編制及薪酬大幅增加，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福利跟公務員掛鈎，同樣「水漲船高」。以醫管局為例，每年開支由九一年成立時的一百億，急升至九七年的三百億。新入行的醫生很快便晉升為高級醫生，甚至顧問醫生，每年享受豐厚薪酬。
九七年後，本地經濟環境逆轉，地產市道低迷，政府財政出現巨額赤字，被迫要縮減開支。由於公務員的薪酬福利受到《基本法》保障，不能低於回歸前的水平，政府惟有集中削減非政府機構、醫管局和大學的資助。
政府推出「一筆過撥款」制度，按照受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金中位數，計算資助金額。一些歷史悠久的機構，員工的年資較長，大部份薪金超過中位數，甚至達到頂點。政府若以中位數計算員工薪金，這些機構便無法支付員工的全數薪金。政府亦知道問題所在，○一年推行新制度時，額外給予「過渡補貼」。現在過渡期快過，非政府機構一旦失去補貼，便要大幅度削減員工薪酬，影響他們的生活。
「一筆過撥款」制度的原意是控制政府支出，幫助政府縮減財赤，避免公營部門不斷膨脹。資助機構面對政府「一筆過撥款」，有需要善用資源，按員工表現決定薪酬及晉升，員工要改變過往食「大鑊飯」的心態。
然而，當落實「一筆過撥款」制度時，又是否能夠真正獎勵表現優秀的員工，提升服務質素呢？由於非政府機構缺乏私人機構按表現調整薪酬的客觀機制，故此在決定員工薪酬及晉升時，個人喜好可能變得更重要。機構負責人大權在握，可以憑個人喜好和跟員工的私人關係，決定他們的聘用條件。
另外，在政府撥款不足的情況下，資助機構負責人鮮有同舟共濟，他們為了維持自己的高薪厚職，往往只針對新入職者，大幅削減他們的薪酬，並且給予短期合約。九九年前和九九年後加入醫管局工作的醫生，同一職級的薪酬可以相差達六、七成。同樣，同一資歷的大學教員，九七年前可以擔任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但九七年後卻被當作導師、高級導師，或者助教而已。
政府推行「一筆過撥款」制度，但又缺乏約束資助機構高層用人唯親、肥上瘦下的機制，早令中下層前線員工十分不滿。政府若不改善制度，只會繼續製造資助機構內部矛盾，員工之間缺乏互信，出現嚴重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