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近日在該局網站發表致市民公開信，解釋特區政府為應對司機衝紅燈問題日趨嚴重，所建議採用的一系列措施。
為有效打擊司機衝紅燈的行為，該局建議加重衝紅燈行為的懲罰，把違例駕駛的記分由現時的三分提高至五分，並把定額罰款由四百五十元增至六百元。
贊同藉提高罰則以減少司機衝紅燈行為的做法。從經濟學角度看，加強懲罰等於增加司機衝紅燈行為的成本。成本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衝燈的行為是應該會降低的。
大家或許會認為，既然衝紅燈的行為往往造成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假若把建議中的懲罰，從現時的水平再往上提升，繼而把衝紅燈的行為完全杜絕，這樣做不就更好嗎？
以成本效益的比較為分析工具，經濟學家在衡量是否應該把衝紅燈的懲罰，提升至完全杜絕這種行為的水平時，要考慮的不單是引入這較高的懲罰後，有多少人命和經濟損失能得以避免。同時需要考量的，是落實這些懲罰手段，其所牽涉的成本為何。只有當加重懲罰帶來的人命和經濟損失的減少（以金額算），高於實施這新罰則的成本，經濟學家才認為是值得去落實這新罰則。
這種分析方法大家也許會覺得涼薄，畢竟我們談的是人命攸關的事情。但要指出的是，一筆政府開支不但可以投放到有助減低衝紅燈行為的措施上，它亦可被運用到醫療和其他社會用途上。把這筆錢投放到減低衝紅燈行為的措施上，無疑可望降低人命和經濟損失。可不要忘記的是，同時亦將有人因這筆錢並未用來購買新的醫療儀器而犧牲。這是在資源稀有的局限條件下，社會必須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佳用途上的艱難抉擇，並不涉及道德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