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芝蘭、李建安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程翔的妻子劉敏儀致胡錦濤的公開信指出，大部份供領導層參考的報告，都未能如實反映香港實況。若信中所說屬實，則令人非常失望，顯示中央政府的信息系統出現毛病，特區與中央的溝通也出現了嚴重缺失，特區政府並沒有透過各種已建立的渠道（包括駐京辦、特首述職及官員訪問等），使中央政府充份了解香港市民關心的重大議題。問題是為何會如此？
早前曾蔭權在宣布參選特首的記者會中，或透露了一些端倪。曾蔭權在應對牽涉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問題時，例如如何處理二十三條立法、評價六四事件、爭取雙普選等都顯得左支右絀，不少言論更引起公眾非議。出現這種局面，原因相信是曾蔭權既不能背離香港主流民意，同時又要向中央及本地傳統左派團體表現忠誠，這是任何一個特首都要面對的處境，反映了一國兩制內含的矛盾：一國之內並存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制度間存在的差異擴及經濟、文化、政治、法律及社會各層面，身處在兩制夾縫之中的香港特首，在與中央溝通的時候，既要代表香港，還同時身兼中央政府管治香港的代理人。
要正確處理這兩種角色，我們必須思考以下問題：儘管兩地存在差異，但是否意味兩者的利益不能融和呢？香港一貫的處事方式和思維，是否有利於中國的發展？
對此的答案是清楚不過的，香港與內地的利益相依並存。在九七回歸以前，香港與內地已是唇齒相依，港人到內地投資設廠，使內地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亦大大降低了本港的生產成本。回歸以來，兩地交往更趨密切，雙方對彼此依存的自覺更見提高，就以筆者所屬的大專教育界為例，兩地大學的交往及學術討論日趨頻仍。香港與內地的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一致性。
事實上，一國兩制的設計，並不是說兩制互不相關，相反當年設計兩制，就是希望彼此間能夠相互參考及借鑑。香港過往賴以成功的處事方式，例如嚴謹的會計審核制度、對合約的尊重等，對過去二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特區政府與中央溝通時，應該堅持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向中央說出香港人的想法。例如程翔一案，特區政府理應替港人向中央表達一種期盼，我們希望程翔能得到公平、公正、公開的審訊，這除了是香港法治社會的基礎，更與胡錦濤、溫家寶及國家憲法要求的「依法治國」完全脗合。
我們現在經常談論國家認同，層面還時常停留在如何「認識」國家上，曾蔭權的競選政綱也是老調重彈地，表示要建立市民對國家的認識、自豪及責任等。這顯然是搔不着癢處，相信大部份香港人都已認同了自己的國籍身份，問題只是這個國籍身份的內容是甚麼？香港作為中國一個比較先進的國際城市，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有着重要的參考作用，特區政府有責任向中央說出香港人的真正想法，同時亦將中央的意見告訴香港市民，祈求彼此逐步相互了解。惟有如此，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香港才能發揮獨特的角色，這也是對國家發展的一種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