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承擔

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承擔

李芝蘭、李建安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程翔的妻子劉敏儀致胡錦濤的公開信指出,大部份供領導層參考的報告,都未能如實反映香港實況。若信中所說屬實,則令人非常失望,顯示中央政府的信息系統出現毛病,特區與中央的溝通也出現了嚴重缺失,特區政府並沒有透過各種已建立的渠道(包括駐京辦、特首述職及官員訪問等),使中央政府充份了解香港市民關心的重大議題。問題是為何會如此?
早前曾蔭權在宣布參選特首的記者會中,或透露了一些端倪。曾蔭權在應對牽涉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問題時,例如如何處理二十三條立法、評價六四事件、爭取雙普選等都顯得左支右絀,不少言論更引起公眾非議。出現這種局面,原因相信是曾蔭權既不能背離香港主流民意,同時又要向中央及本地傳統左派團體表現忠誠,這是任何一個特首都要面對的處境,反映了一國兩制內含的矛盾:一國之內並存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制度間存在的差異擴及經濟、文化、政治、法律及社會各層面,身處在兩制夾縫之中的香港特首,在與中央溝通的時候,既要代表香港,還同時身兼中央政府管治香港的代理人。
要正確處理這兩種角色,我們必須思考以下問題:儘管兩地存在差異,但是否意味兩者的利益不能融和呢?香港一貫的處事方式和思維,是否有利於中國的發展?

對此的答案是清楚不過的,香港與內地的利益相依並存。在九七回歸以前,香港與內地已是唇齒相依,港人到內地投資設廠,使內地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亦大大降低了本港的生產成本。回歸以來,兩地交往更趨密切,雙方對彼此依存的自覺更見提高,就以筆者所屬的大專教育界為例,兩地大學的交往及學術討論日趨頻仍。香港與內地的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一致性。
事實上,一國兩制的設計,並不是說兩制互不相關,相反當年設計兩制,就是希望彼此間能夠相互參考及借鑑。香港過往賴以成功的處事方式,例如嚴謹的會計審核制度、對合約的尊重等,對過去二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特區政府與中央溝通時,應該堅持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向中央說出香港人的想法。例如程翔一案,特區政府理應替港人向中央表達一種期盼,我們希望程翔能得到公平、公正、公開的審訊,這除了是香港法治社會的基礎,更與胡錦濤、溫家寶及國家憲法要求的「依法治國」完全脗合。
我們現在經常談論國家認同,層面還時常停留在如何「認識」國家上,曾蔭權的競選政綱也是老調重彈地,表示要建立市民對國家的認識、自豪及責任等。這顯然是搔不着癢處,相信大部份香港人都已認同了自己的國籍身份,問題只是這個國籍身份的內容是甚麼?香港作為中國一個比較先進的國際城市,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有着重要的參考作用,特區政府有責任向中央說出香港人的真正想法,同時亦將中央的意見告訴香港市民,祈求彼此逐步相互了解。惟有如此,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香港才能發揮獨特的角色,這也是對國家發展的一種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