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中國大陸的社會，是人民與人民、人民與政府都嚴重缺乏互信的社會。中央政府要求人民相信中央，要求特區政府相信中央，但中央並不相信人民，也不相信特區政府。曾蔭權要求香港人相信中央政府，這是出於他主政的需要；但他知道中央對他的信任極為有限。他曾被問及有沒有將政綱交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看，他說，政治局常委不是經常可以見到，他與中央領導人不少的溝通都是間接的。
因此，曾蔭權無論在這次的選舉工程中，還是在未來兩年的施政中，他的最主要目標，都是要增強中央對他的信任。昨天施永青兄在「論壇」版上，表示曾蔭權應公開同李永達辯論。從各個方面來衡量，這對曾日後的施政都有好處。筆者相信，這些意見曾蔭權並非不知道。他也不會是怕了李永達，他絕對願意與李永達辯論。但他要顧慮中央對此不會高興，因為專權政治的邏輯就是絕不能讓反對派的政治勢力，在政治體制中有一席之地。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李永達在辯論中難倒了曾蔭權，並乘勢崛起，威脅到曾的選特首形勢，可怎麼得了。這一缺口是決不容打破的。至於提名，也是如此，按目前的形勢，即使李永達獲一百名選委提名而成為候選人，他也一定輸給曾蔭權。但中央決不能讓選舉結果有哪怕萬分之一的變數。所以曾蔭權也要力壓李永達，不讓他可得一百選委提名。
那麼，曾蔭權當特首後，與董建華有甚麼不同呢？不同的只有一點，就是曾太為他題詞所寫的開頭兩個字：「強政」。中央對董最不滿的，就是舉棋不定，優柔寡斷，施政拖沓，也就是朱鎔基公開指斥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香港市民對董不滿的其中之一，也是他事事都說要「想很久很久」，其中像「八萬五」那麼重要的政策，自己腦子裏已取消了，卻沒有跟其他高官說，當然也沒有跟市民說。他的施政實在已老態畢呈，力不從心。
曾蔭權抓住了「強政」這個既使中央滿意又使香港市民滿意的要點，會予以貫徹。但他又要避免給人以「逆董之道而行」的印象。也就是說，董的問責高官班子、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班子，仍不能動。曾要搞的是「加法」而不是「減法」。據悉他會增加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四名，一些問責局就可能設副局長。問責制表面上不動，實際上除三司之外，所有的問責局長基本上不參加行政會議。各問責局實在已由三司統率，其下更有曾派的副局長監視督導。至於說問責局長可自行透過特首支持作決策，那只是不想明明白白表示推翻原有問責制精神的門面話而已。試想，問責局長上有二司（政務司或財政司），又有行政會議壓住，怎麼可能繞過這兩個層級直接找特首支持去改變決策呢？
新增行政會議成員，既然民主派表示不能接受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這兩個原則，那麼曾蔭權正中下懷，他前天說，「那就不要入了，內閣怎能公開會議呢？」筆者倒希望民主派中有人表示願接受那兩個原則，看曾會不會邀他們入行政會議。
另一「強政」措施，就是恢復及擴大、加強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職能。在策略發展委員會中包容一些民主派，以拉攏立法會的票源。
筆者相信，在「強政」方面，曾蔭權會有一番表現，至於民主、政制、六四、二十三條、程翔等等，他根本甚麼都不能做，放不放過他，結果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