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說，只要有互信基礎，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這句話，多數情況下是對的。任何社會，建立互信基礎至為重要。
中國人的信任，通常只建立在自己認識的人之間，有認識才有信任。但在一個現代社會裏，對陌生人的信任比對熟人的信任更加重要。經濟學家克納克（StephenKnack）說過：「那種能讓整個國家經濟都蒙利的信任，是存在於陌生人之間的。……最大比例的互利交易行為，都由彼此毫無關係的人來完成。」
世界各國的互信基礎都不斷增加，但我們不能不發現，中國是最缺乏互信基礎的國家之一。美國《商業周刊》曾指出，全球仿冒產品，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大陸，更不用說中國內部種種冒牌貨與假貨在市面的流通了。假藥、假酒、假米、假奶粉……種種假貨，每天都有發現。
新鮮出爐的是「假碧螺春」茶葉，這種茶葉因用工業顏料染色，含鉛、鉻等重金屬超標六十倍，攝入人體會造成危害。這些害人的假產品，實在比販賣毒品更「罪惡」，因為至少買毒品的人自知是毒品，而買假產品的人卻不知是有害的假產品，買了、服了才不幸中毒。
四月下旬，《金融時報》報道，中國「正進行另一種欺騙：偽造工廠紀錄」，報道引述許多西方獨立審計單位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一半以上的工廠大量偽造工人的工時卡、薪資紀錄，讓員工超時工作而少付工資，並在健康、安全設施上偷工減料。中國企業中，兩本帳簿（甚至三本帳簿）的假帳行為十分普遍。
中國的經濟成長，每年都差不多有百分之十，按道理中國股市的市值也應按比例增長，但上海及深圳股市卻持續四年慘跌，據報道，從二○○一年六月至今，兩地股市流通市值已蒸發了九千億元人民幣，相等於九座三峽大壩的造價；七千萬小股民的投資，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輸掉了一半。究其原因，是有不少經營效益不好的國營企業，在政府包裝之下勉強上市，股價低沉時，政府又用「救市」手法企圖扶植這些股票，因而大大扭曲了股價與其應有價值的對應關係。中國銀行系統的危機更大，詐騙和挪用公款極為普遍。兩個月前，有報道指某地的鄉鎮銀行，職員竟然盜領了全鎮的存款。
政府對效益不好的國企予以包裝上市，銀行對存戶存款的侵吞，說明互相不信任不僅存在於社會中、人民之間，而且存在於政府中、政府與人民之間。
政府視說謊為等閒事。副總理吳儀提前從日本回國，政府說是有緊急公務處理，第二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作了不同的解釋。程翔被拘留，說是「盜取國家核心機密」，但證據卻拿不出，而中國所有的「間諜案」，也從來沒有公開、公平、公正的審訊。中國說，「六四」鎮壓，帶來了穩定及其後的經濟發展，曾蔭權近來談論「六四」也持類似論調，但事實上是「六四」後中國政府曾一度嚴厲取締私人企業及個體戶，經濟陷一潭死水，直至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表示「誰不搞改革開放，誰就下台」之後，經濟才有後來的發展。
曾蔭權談互信基礎，是針對普選和二十三條的問題而談到的。顯然，他認為香港人應相信中央政府。其實香港人過去曾努力去相信一國兩制、相信中央，直至二十三條立法、直至中央為普選釋法。香港人很難相信缺乏公信力的中央政府。在香港人面前的，是中國內地缺乏互信的社會。
同樣，慣於欺騙別人的人，也不可能相信別人，因為他們也擔心受騙。因此，中央也不可能相信香港人，對曾蔭權的「暫時相信」只是權宜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