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願意相信那位俄國女詩人AnnaAkhmatova相貌很像十九世紀英國「先拉斐爾派」女詩人ChristinaRossetti。二三十年前讀IsaiahBerlin的〈MeetingwithRussianWritersin1945and1956〉我早有了那樣的浮想。二次大戰後一個深秋的上午，伯林在列寧格勒一家書店裏跟一位俄國文評家聊天。他們談起阿赫馬托娃。「她還在嗎？」伯林問。文評家說當然在，就住在附近的清泉居：「你想見一見她嗎？」伯林說那一瞬間他彷彿應邀去拜會詩人羅塞蒂小姐。
文評家打電話去約。女詩人說那天下午在家裏等他們來。古老的大宅院又華貴又殘破，拾級攀上一道又暗又窄的樓道，阿赫馬托娃頂層的寓所空空蕩蕩沒有多少家具，四壁浮現出前幾年抄家後的蕭條。她滿頭灰白，端莊穩實的舉止洋溢着清貴的氣韻，一條米白色的大披肩輕輕裹住了前朝的風華。伯林深深向她鞠一個躬。他說他覺得這樣的見面禮儀最合適：女詩人已經是一位悲慘的皇后了，好幾年都沒有消息了。「可是《DublinReview》剛登過一篇寫我的文章，」她說，「聽說波洛尼亞還有研究我的作品的學術論文。」
二○○五年了，六月四日凌晨兩點四十八分，窗外的暴雨打花了幽黃的街燈。我重讀伯林那篇五十二頁長的文字，飄在心頭的一股寒氣竟跟當年在倫敦初讀的時候一樣凄寒。那年冬天，學院裏一位懂俄文的東歐女學生輕聲給我們唸了阿赫馬托娃的那首〈Isawmyfriendtothefrontdoor〉，音調濃重、詩句短促，最悅耳的倒是些齒音化出來的嘆息聲。我很想多讀些她的作品的英譯，劍橋一位朋友很快替我影印了MauriceBowra的一些譯本。
我不覺得她的詩好。二十世紀初葉俄國Acmeism流派的詩歌都那樣簡潔樸實。那位東歐女學生說他們不要神秘的曖昧，不要象徵的嬌柔。我期待的倒是清爽的句子裏透露了多少他們追慕的古典遺韻。阿赫馬托娃一九六六年七十七歲死了，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遺作《沒有主角的長詩》聽說是她最好的作品，從一九四○年寫到一九六二年，一句一句給自己一生的理念做了艱難而複雜的總結。我還沒找到英文本。
在中國人這個凄寒的紀念日裏想起共產蘇聯這位女詩人凄寒的一生，我深深感覺到伯林那樣的歷史學家果然是荒旱時代裏的一彎清流。那天，他跟阿赫馬托娃談到翌日的早上。一九五六年他重訪莫斯科的時候，詩人不能再見他了。一九六五年牛津大學給她頒發榮譽博士學位，斯大林已經死了，她告訴伯林說，四十年代那次見面觸怒了斯大林：「老頭說，原來那個修女偷偷又跟外國特務見面了！」蘇共故意在她家門口裝了一些儀器監視她恐嚇她。
黨的領導層一向說她是「娼妓兼修女」，一次又一次銷毀了她的作品。從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以陰謀反蘇罪名被處决之後，她的日子一直沒有好過。一九五○年她的兒子發配西伯利亞，她為了救兒子寫了好幾首頌揚斯大林的詩。她晚年在牛津還告訴伯林說，他們那次見面也許過份刺激了斯大林，東西方一場漫長的冷戰從此展開。伯林一臉迷惘：怎麼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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