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二日《紐約書評》有IanBuruma長文論「暴政的魅力」（TheIndiscreetCharmofTyranny），果然精采。一開頭他就說，美英聯手武力攻下伊拉克，可能是不智之舉，但即使是反布殊政府的人，在電視上看到薩達姆被美軍自土坑裏「抽」出來時，也會暗暗喝采的。能夠看到暴君惡有惡報，感覺太美妙了，可能因這是難得一見的關係。不少暴君長命百歲。有些雖死了，但經處理過的屍身還長期躺在紀念館讓人膜拜。
劉紹銘
Buruma有此一問：「薩達姆是不是最後一位暴君？世上的獨夫全消失了麼？」跟着就責怪自己問題問得無聊。北韓的DearLeader金正日，把國家控制得像個集中營。烏茲別克的IslamKarimov，是混世魔王。卡斯特羅呢，據說民望頗高，可惜古巴還沒有舉行普選，而且警察動不動就逮捕異見分子。
但總的來說，歷史潮流倒是愈來愈不利獨夫的統治，這是事實。如果我們翻看近三十年的歷史，特別是「奇迹」的1989年，你不難發現，已作古的暴君名單，遠比在位的長。你還記得卧倒血泊的羅馬尼亞總統NicolaeCeaucesu嗎？還有吃人肉大餐的非洲「猩猩」IdiAmin？第一夫人擁有三千雙鞋子的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其餘的，不必盡錄了。可幸這些惡人，只是小山頭寨主。這十多年來登基的共黨頭頭，還不夠資格充當「大獨裁者」，他們只不過是autocraticbureaucrats，專制官僚而已。這夥人中還沒有一個可以跟希特拉、史太林、或毛澤東共比高。薩達姆呢，連邊邊都摸不到。單此一點已足引以為慰。
這並不是說我們的前景一片光明，自由民主的社會將因美國「解放」伊拉克而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好些民主國家在未來的日子裏說不定會開倒車，變得愈來愈專制。俄國的普京還不能說是個獨裁者，但從各種迹象看來，他對反對的聲音愈來愈不耐煩了。但蘇俄的老大哥、納粹黨人的Fuhrers、和大海航行的舵手──這類呼風喚雨的人物，早已銷聲匿迹，這也是事實。當然，他們可能有一天借屍還魂，重返人間。獨夫依靠恐怖手段控制群眾。他們能夠成功，因為群眾願意臣服，有時甚至希望接受恐怖主義統治。因此，若想獨夫永遠從人間消失，只有拒絕向暴力低頭。當然，這些話聽來未免高調，因為人實在軟弱得很，特別是面對危機時，人的七情六慾最易受擺布。
窮兇極惡、殺人如麻的暴君，對群眾怎麼還會有「魅力」？Buruma舉了兩個具體的例子。一是史太林逝世時，為甚麼還有這麼多波蘭人，在街上痛哭流涕？除了破壞，史太林在波蘭做過甚麼好事？其二：毛澤東作古多時，為甚麼今天大陸的計程車司機在車內還掛毛章？在毛主席手下喪生的中國人，千千萬萬了，是不是？如果我們能找出他們「魅力」所在，也許可以從中推測世界未來的發展。
希望替薩達姆出庭作辯的法國激進派律師JacquesVerges對這兩位獨夫的「魅力」，有此解說。他承認他是崇拜史太林和毛澤東的信徒。為甚麼？因為他們氣派波瀾壯闊（grandeur），不像那些「民主政客」，天生就迂腐平庸（mediocre）。獨裁者要改變人民的命運（destiny），民主政客只能答應給他們謀幸福（happiness）。獨裁者要移山倒海，說到做到。政客呢，分庭抗禮，吵個不休，結果不是一事無成，就是計劃折衷得面目全非。這些論調，過去一直為崇拜絕對權力的知識分子所引用。就是這種「致命的浪漫思想」給獨夫找到了殘民以逞的藉口。
Buruma說他搞不清人類史上第一個大獨裁者是誰，但對他說來，秦始皇帝絕對是第一個大放grandeur光芒的君主。他的大手筆當然是萬里長城。長城的功用，與其說是為了「攘夷」，不如說是「靖內」，讓城內的人民看到一個一統江山的象徵，以後乖乖的做人。江山統一後，思想和「真理」跟着也要統一。於是焚書坑儒，把歷史也收為己有。
這樣一個滿手血腥的屠夫，應該永不超生才對，可是怪事真的年年有。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毛澤東竟率先為頭號暴君「平反」，認為他的暴政充滿「革命精神」。可不是嗎，焚書坑儒，為的就是破舊立新。對「破舊立新主義」者說來，新永遠比舊的好，因此你若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災害稍有微詞，他們就會說：在蔣介石時代的中國，日子更不好過。後殖民時代的獨裁者，往往把自己的罪行視為對殖民主義政府執政時期各種措施「撥亂反正」的手段，因此也可視為「破舊立新」的一種辯證法。
暴君的「魅力」有多種，因人而異。窮奢極侈，在升斗小民眼中，也是一種grandeur。1979年被伊朗革命推翻的沙王MohammadRezaPahlavi，1971年加冕時，立志要重現先朝（波斯）時代的光輝。他從法國「空運」了一百個chefs主持膳食。魚子醬呢，吃了一噸。英女皇賞面觀禮，就送她幾匹Caspian名種寶馬。這些往臉上貼金的grandeur，在老百姓看來，可以說全是為了媚外。結果犯了大忌，背了日後下台的孽帳。
說到講究排場的嗜好，沙王的老前輩拿破崙也有足以垂訓後人的一套。他對珠光寶氣、金碧輝煌的場面，迷死了。大概覺得自己的加冕場面氣派不夠，典禮後他對秘書抱怨說：「我生不逢時，今天再無愚夫愚婦，我能做的大手筆不多了。」其實他沒有虧待自己。他選了巴黎聖母院做典禮的場地，穿的是鑲鑽石的白鼬皮長袍。貝多芬看在眼裏，大為不然，認為這個炫人耳目的場面，「俗不可耐」。《紅與黑》的作者斯丹達爾也有同感。但法國子民認為拿破崙「魅」透了，在巴黎的橫街窄巷歌舞通宵達旦。
Grandeur是魅力，也是style。拿破崙的孽，可能比希特拉、史太林和毛澤東輕，但他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戰場上為了完成他「壯志」而犧牲性命的，實在也相當「可觀」。滑鐵盧一役，英國「鐵公爵」威靈頓擊敗拿破崙。俄國AlexanderHerzen看到一幅紀念此戰役的油畫。你猜這位名將給Herzen的是甚麼一種印象？「一條冷靜沉着的英國漢子，一點兒也看不出甚麼神彩來！」他說。威靈頓身上欠的，就是一襲鑲鑽的白鼬皮長袍。
拿破崙是第一個以民主之名建立絕對權力的獨裁者。繼他以後，草菅人命的暴君也學會了賣口乖，施政時不忘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頭禪掛在嘴邊。獨裁政權可怕的地方是老百姓真的相信執政者是真命天子。金日成逝世時，Buruma恰巧在北韓，親眼看到百姓對theGreatLeader的哀悼，如喪考妣。這些眼淚是真情流露麼？他認為實在難說，因為在一個歇斯底里的場合中，連流淚的人也分不清自己的眼淚是真的還是裝出來的。在原始社會中，人有敬神的習慣和需要。神祇摧毀了以後，有「魅力」的便被推上神枱供朝拜了。
依Buruma看，在資訊發達、互聯網四通八達的時代，今天的獨夫再難像希特拉、史太林和毛澤東那樣操縱人民的思想和情緒了。書這麼多，怎麼焚得了？但人性卻沒改變。老百姓今天一樣需要崇拜偶像、需要「老大哥」的呵護、需要享受一將功成折射下來的餘輝、需要沉醉於權力範圍反映的grandeur──這些需要，依然強烈。除此以外，獨裁者還有一種鞏固政權的犀利法寶：恐懼。因此他們不斷提醒我們「四面受敵」的處境。為了對付「敵人」，我們當然要團結一致，那還有甚麼話說？我們的「敵人」，也包括自己。想到自己是百無一用的書生，事事拿不定主意，最後的選擇只好服從有「魅力」的領袖。
時代變了，客觀環境變了，領導人的出身和教育背景跟上一代也真的日月換了新天。他們是「技術官僚」。面對日漸冒起的、人數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他們訴求的詞令不會再老要人家犧牲奉獻。現代人的技術官僚用的是哪一套「話語」呢？簡單的說，防止暴行與無政府狀態出現的唯一機制就是「專政」。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這種「話語」不但出現於俄國和中國領導人的口中，連布殊政府也樂於套用。九一一事件後，「反恐」成了美國國策唯一急務。為了「反恐」，甚麼非法手段都可以正常化。正如馬來亞前首相MohammedMahathir所說，美國人一旦知道自己受到攻擊，「他們也一樣會馬上採取行動，憑一時的意氣與感覺去對付他們認為與暴力有牽連的百姓，置法律與法庭的存在於不顧」。Buruma說，可怕的是他的話都對。民主大國無法無天如此，別的國家做得變本加厲時，你還有甚麼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