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
十六年前，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中舉足輕重、令人肅然起敬的最高領導人，不惜押上權位和自由，力圖喊停政府與人民間的衝突。可惜，趙紫陽先生，這位非凡老人所表現出的道德勇氣，並未感動其他手握軍權的領導，以致事態的發展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十六年前，趙紫陽先生作為中共總書記兼軍委副主席，大可參與策劃戒嚴，先平定社會局勢，再在未來的日子裏，試圖把自己心中的政治、經濟改革大計重新落實。這正是今天中國領導人希望大家採納並認同的態度。他們要大家相信，如果中國政府沒有及時果斷地鎮壓民主運動，就無法穩住中國社會，也無法提供穩定的基礎，讓改革開放的機器全速開動。
但趙先生不為權位所動，不願苟且偷安，更為一個向人民動武的政權如何重建改革所須的政治威信而憂心。他拒絕用槍炮坦克壓制追求民主的熱情，反而認定平息局勢的最好方法，是與人民誠心對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他亦要求徹底杜絕腐敗濫權。趙紫陽先生在最危急的關頭，走進人民當中，向學生動之以情；他不惜身陷軟禁，也要緊握心靈的自由，拒絕接受所謂「政治風波」的定論。
十六年前，趙先生夜勸學生的一幕，催人淚下；十六年來，趙先生因堅持信念而失去自由，叫人扼腕。要是天堂之說為真，相信現在他正與十六年前他所奮力保護、在六四晚上命喪北京城的市民學生一起，相聚於天堂當中。一生既盡，他已經通過了從政者的最後終極測試：在權位名利與愛惜人民之間，他選擇了人民。
六四事件導致趙先生倡導的國家決策民主化，和新聞媒體獨立化的進程停滯不前。十六年來，中國社會欠缺了這兩個疏導社會矛盾的排氣閥，以致農村、國企工人、土地收購等各種社會衝突一直積壓難解，恐怕直到累積至超出社會承受的極限時，會引爆出讓社會更加不穩的局面。希望否定這場運動者，在苦尋論點自圓其說的同時，也須認真思考一下以下的命題︰假設對話與改革成了八九年民運的最終結局，中國發展的勢頭會否一定比今日差？誰敢說改革後的政制，必定不會讓中國以後的發展比過去十六年更加健康、更能照顧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香港社會對於六四事件的追念始終不輟，尤其曾以百萬民眾的聲勢支援八九民運，讓中央對香港的民主化和自由風氣心存戒懼。《基本法》設下了蝸牛爬行般緩慢、而且關卡重重的政改步伐，以至二十三條責成本港從嚴訂立國家安全法，都帶有十六年前的時代陰影。連帶本地的政治生態，也大體形成了不接受官方六四定論者，或含糊處理六四定性者這兩大對立的陣營，主導了香港政治、經濟以至民生的討論。
我們必須正視歷史，解決問題。六四事件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尚未癒合的傷口。誠懇處理死者家屬的苦況，以致民主運動背後的訴求，將有助於內地和香港社會的永續發展。
和平是二十一世紀的基調，六十年來廝殺個你死我亡的以巴地區，也可向對方伸出橄欖枝，為何中國人不能憑藉智慧和勇氣，撫平民族傷口，重建政府與人民的互信？惟其如此，中國人才能放下包袱，為國家的健康富強共同努力。際此六四事件十六周年前夕，就讓筆者表達對中華民族，在不久的將來實現民主與和解的祝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