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節目《百法百眾》播出模擬片斷，探討外籍傭工為僱主的親屬或奉派到其他物業工作，算不算犯法？節目邀請一位律師上電視仲裁，以一名政府官員要她的菲傭到新居與父親的家居工作被檢控的案件最終因舉證不足而被判無罪的個案為例，說外傭到其他住所工作，沒有違法。
節目引起入境處反駁，後來竟然成為報紙的頭條。廣管局也接到了九宗「投訴」，指電視台「誤導」。《百法百眾》這一類節目，在美國也有，名叫《人民法庭》，把一些爭議的小案件交給國民或現場觀眾來判斷裁決。通常這一類節目與辯論相似，觀眾看了，並不會以為節目裏的裁決就是法律，而是欣賞參與一場趣味的思辯過程。香港的《百法百眾》，請來律師，律師就一宗案件發表了只代表他個人角度的一方意見，即使有錯，也應該只由入境處官員澄清這位律師的觀點，而不是由廣管局出面向電視台施壓，更不值得報紙的頭版報道。
事情一牽涉廣管局、不雅及淫褻物品審裁處一類的所謂「傳媒監察機構」，難免令人有點不安，因為這一類「審裁機構」鬧過不少笑話，例如把米開朗基羅的大衞裸像雕塑列為「不雅」。處理個案只憑觀眾聽眾「投訴」，但一般市民的「投訴」有沒有理性基礎，必須由仲裁機構的有常識、有知識的「執法者」來甄選裁斷。商業電台節目《不談風月》節目主持人黃毓民先生談論中日外交紛爭，講了一句「日本不懺悔戰爭罪行是師承中國」，被一名聽眾「投訴」，聲稱「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廣管局認為投訴有理，向電台「轉介」，要求「解釋」。
黃先生的這句話，絕對有得解釋，日本的文化最早是師傳自春秋戰國的中國，日本的武士浪人，就是中國的遊俠。日本政府對戰爭不太肯懺悔，是「師承中國」，要批駁這句話，必須論說「中國歷代帝皇是對外侵的戰爭的屠殺有過懺悔的，例如滿人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康熙雍正平定回疆，或中國元朝的蒙古政權征伐中亞」，但似乎在中國歷史上，直到現代的文革和「六四」，從無先例。
甚至「懺悔」二字，亦不見諸儒家論說，因為現代意識的「懺悔」是天主教名詞。耶教強調人的原罪，人生在世間要向上帝「懺悔」（Repentance），才可以得到「救贖」（Salvation）。對戰爭屠殺懺悔，指的是耶教意識的懺悔，黃先生是基督教徒，我想也是這個意思。
中文的「懺悔」一詞，出自《華嚴經》：「我共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懺悔兩字，源自印度梵文的「懺摩」。《華嚴經》裏的懺悔二字，指的是人性本源的貪、嗔、癡，其力度不如天主教要求之強烈——在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裏，謀財害命的大學生主角，為殺人的罪行懺悔，在聖彼得堡的十字街頭下跪親吻土地。聽眾的文化知識不夠，訴諸所謂「中國人民的感情」，廣管局人員如果也沒有足夠的修養，胡亂裁決，香港的言論自由就會受損。
本人的電台節目，也曾經因為引述了一句廣東俗話「好仔唔當差」而被廣管局「勸喻」，認為「傷害了警務人員的感受」，但本地督察協會的廖潔明先生卻認為沒有問題。
一個伊斯蘭教士把印度洋海嘯歸咎於真神對美國和布殊的教訓，他的言論見諸報紙國際版，我在電台笑問：「如果這是真神的教訓，為甚麼海嘯卻摧毀了以伊斯蘭為國教的印尼？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難道不可以說是耶和華對伊斯蘭國家的懲罰？」這一句也被廣管局指為「麻木不仁」。
對於這些，我自己可以一笑置之，但許多這類「監察機構」、「壓力團體」、民間組織的一些人，多少都有「審裁」的權力亢奮症，這些人學養不精，通識和理性薄弱，又助長民粹張狂，最終由民粹主義情緒的所謂「投訴」來主導社會，這樣又如何樹立「強勢的行政主導」？
電視播映《鐵達尼號》裏的女主角裸露鏡頭遭到「投訴」，播出一個法理辯論節目裏的律師的言論也被「投訴」為「誤導」，那麼董建華先生八年來的種種錯誤政策，如「八萬五」，許多也由電視直播，電視台應不應該為誤導觀眾買錯了樓而受勸喻、譴責、警告？香港的眾多問題，除了特首八年胡搞，社會許多其他組織團體也有份推銷愚昧，助長民粹，不能不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