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與宋楚瑜會面時,在媒體前公開說:「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不管是甚麼人、甚麼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說過甚麼、做過甚麼,我們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
歷史上中共政權如何「不咎既往」,筆者且舉出其中一例。
不久前,筆者在本欄曾提到,在一九三九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署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正是這個密約,造成了蘇德在互不干預的情況下瓜分了波蘭,並在這一年之後蘇軍佔領了波羅的海三國。
對中國人來說,蘇聯二戰期間的另一個惡行,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條約確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即所謂滿洲國)與蘇聯對中國外蒙古的權利。當時正是中國與日本作殊死決戰的日子,號稱「中國人民的朋友」,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導師的蘇聯,為了自身的利益與東線的安全,竟簽署了這個條約,與日本瓜分中國北方的權益,這自然讓中國堅持抗戰的愛國人士無法理解。
愛國民主人士之中,有一位曾在「九一八」之後為抗戰呼籲、奔走,因而被國民政府逮捕的「七君子」之一、名叫王造時的知識分子,在重慶起草了一封對史太林表示「遺憾」的信件。當時是「救國會」的知識分子討論後公推他起草的。然而,就因為這封信,被中國共產黨記錄在檔案中,認為他有「反蘇」的意識,而「反蘇」當時是與「反共」聯在一起的。尤其是,當時的延安政權以至建國初期的中共政權,都「一面倒」地擁抱蘇聯。
王造時是一位學貫中西、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他一九○三年出生,十五歲就考進清華,那時清華是官費留美的預備學校,他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出洋,出洋後由學士、碩士,最後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又在倫敦大學研究國際政治。一九三○年回國,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九一八」後,他參加中共在幕後領導的抗日救國會,成為「七君子」之一。「七君子」其他六人是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僕、沙千里和史良。這些學有專精的愛國民主人士,在中共建國後,一度被重用,但只有王造時,因為那封「反蘇」的信而被投閒置散。在這段期間,他也寫過些文章,講過些話,但與三十年代他為文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相比,他就變成對中共政權的「歌德派」了,他稱道人民政府是「中國政治生活史上空前未有的廉潔政府」,並表示擁護共產黨。
但只因為那封一九四一年起草的信,他在中共建國後一直揹着這個「歷史污點」,不為中共所信任。一九五七年更被打成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他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審訊、毆打、折磨,最後被投進監獄,一九七一年八月,他妻子接到王造時死亡的通知。但這位真正的愛國者是甚麼時候死的,已無人告知了。
因此,中共對一個人「說過甚麼、做過甚麼」是極為認真而且記錄在檔案上的。劉賓雁曾以《一個人和他的影子》為題,寫過一篇報告文學,講一個人的檔案材料,就像一個人的影子一樣,去到哪裏跟到哪裏。「既往不咎」只是對一個還沒有爭取到的人或政黨的統戰之詞,一旦成為「特別行政區」的政治人物,那麼連李柱銘的爸爸做過甚麼,中共官員都從檔案中知道,而且不經意地拿出來翻舊帳。而一旦在中共的專權政治的直接統治之下,王造時及千千萬萬從國民黨時代走過來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遭遇就是最值得記取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