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與宋楚瑜會面時，在媒體前公開說：「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不管是甚麼人、甚麼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說過甚麼、做過甚麼，我們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
歷史上中共政權如何「不咎既往」，筆者且舉出其中一例。
不久前，筆者在本欄曾提到，在一九三九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署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正是這個密約，造成了蘇德在互不干預的情況下瓜分了波蘭，並在這一年之後蘇軍佔領了波羅的海三國。
對中國人來說，蘇聯二戰期間的另一個惡行，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條約確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即所謂滿洲國）與蘇聯對中國外蒙古的權利。當時正是中國與日本作殊死決戰的日子，號稱「中國人民的朋友」，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導師的蘇聯，為了自身的利益與東線的安全，竟簽署了這個條約，與日本瓜分中國北方的權益，這自然讓中國堅持抗戰的愛國人士無法理解。
愛國民主人士之中，有一位曾在「九一八」之後為抗戰呼籲、奔走，因而被國民政府逮捕的「七君子」之一、名叫王造時的知識分子，在重慶起草了一封對史太林表示「遺憾」的信件。當時是「救國會」的知識分子討論後公推他起草的。然而，就因為這封信，被中國共產黨記錄在檔案中，認為他有「反蘇」的意識，而「反蘇」當時是與「反共」聯在一起的。尤其是，當時的延安政權以至建國初期的中共政權，都「一面倒」地擁抱蘇聯。
王造時是一位學貫中西、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他一九○三年出生，十五歲就考進清華，那時清華是官費留美的預備學校，他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出洋，出洋後由學士、碩士，最後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又在倫敦大學研究國際政治。一九三○年回國，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九一八」後，他參加中共在幕後領導的抗日救國會，成為「七君子」之一。「七君子」其他六人是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僕、沙千里和史良。這些學有專精的愛國民主人士，在中共建國後，一度被重用，但只有王造時，因為那封「反蘇」的信而被投閒置散。在這段期間，他也寫過些文章，講過些話，但與三十年代他為文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相比，他就變成對中共政權的「歌德派」了，他稱道人民政府是「中國政治生活史上空前未有的廉潔政府」，並表示擁護共產黨。
但只因為那封一九四一年起草的信，他在中共建國後一直揹着這個「歷史污點」，不為中共所信任。一九五七年更被打成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他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審訊、毆打、折磨，最後被投進監獄，一九七一年八月，他妻子接到王造時死亡的通知。但這位真正的愛國者是甚麼時候死的，已無人告知了。
因此，中共對一個人「說過甚麼、做過甚麼」是極為認真而且記錄在檔案上的。劉賓雁曾以《一個人和他的影子》為題，寫過一篇報告文學，講一個人的檔案材料，就像一個人的影子一樣，去到哪裏跟到哪裏。「既往不咎」只是對一個還沒有爭取到的人或政黨的統戰之詞，一旦成為「特別行政區」的政治人物，那麼連李柱銘的爸爸做過甚麼，中共官員都從檔案中知道，而且不經意地拿出來翻舊帳。而一旦在中共的專權政治的直接統治之下，王造時及千千萬萬從國民黨時代走過來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遭遇就是最值得記取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