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偉恒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基本法》前草委許崇德指行政長官應「敢於用權、善於用權、構建強勢政府」，筆者認為政府用權應更着重用權的過程，達至權為民所用。
特區政府要做的，是更注重管治過程，並注意透明度、市民參與及公開性。因為一個政府要樹立權威，不能只以「勢」、「力」去執行政策，有時柔性手段更能令社會上下心悅誠服，從而建立權威。在現今香港社會，這種方式比強硬推行政策更為有效。
香港社會並非鐵板一塊，愛國陣營指香港公民社會集結了反政府的勢力，未免高估了個別民主派動員群眾的力量。回歸後香港公民社會的冒升，是由於特區政府缺乏有效的管道，去紓解群眾因經濟模式轉移而加重的擔憂。
行政主導下的特區政府，認受性除來自中央政府外，亦來自社會的上層人士，其中絕大部份來自商界及傳統的愛國陣營人士。在這結構下，中層和基層群眾被摒除於政策制訂與諮詢架構外，造成特區政策上的傾斜，亦即所謂的「官商勾結」。參與的不同均衡及權力不均，令中層及基層群眾感到落差。當這些弱勢聲音不被現有建制納入時，他們自然訴諸其他途徑爭取權益。例如透過上街、抗議、示威或遊行表達訴求。今天愛國陣營所泛指的反政府陣營或曰公民社會，正是這個權力不均衡的政治結構，相對封閉的政治參與及政策制訂過程所造成的。
公務員、教師以至其他公營部門員工都因為特區政府大刀闊斧削減資源而走上街頭。固然小政府是現今世界管治大潮，銳不可當，但是如果政府只懂聽從世界銀行、國基會、評級機構的大棒，盲目削減政府規模，對於政府管治及香港的中產階級而言，卻並不是一個最好的管治方法。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能夠理順中層階級的心理落差，正是由於當時相對較為穩定的公營部門，發揮了穩定人心，及給予社會流動機會的結果。
中層社會人士上街，未必是對於民主有很強烈的訴求，而是對權力不平衡的管治架構所帶來的管治問題極為反感。如果政府的管治問題，政策傾斜仍持續，這個趨勢可能會進一步令到中層人士反思民主這個議題，增強對民主的訴求。
至於基層的問題，在全球化及經濟轉型下，特區政府八年來明顯未能照顧基層市民的生活問題，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氛圍下，商界及高官都缺乏更廣闊的眼光去分析貧窮等基層市民的問題。
在港英時代，左翼的工會活動固然受到很大的打壓，但心理上，當時的工人階級仍堅信努力可致富這信條，相信有階級流動、社會流動。但是回歸後，日益加速的經濟轉型，令適合基層人士擔任的工作愈來愈少。所以，基層自自然然成為公民社會的骨幹，或曰被拉攏的對象。
政府的對策除了推行普選以釐清結構上的不公平所造成的心理落差外，還可以做的正是如胡溫所倡導的「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理念，一個向社會上的大多數，向社會群眾靠攏的關懷理念。老是向國際金融機構低頭，服膺於商家的資本主義式寡頭政治，已經不能適用於現今香港社會。當年鄧老害怕本地資本家撤資而設計有利商界的「行政主導」架構，已經不合時宜，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強，中央政府應該有更大信心去團結香港社會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