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圓
時事評論員
傳統左派對於曾蔭權被中央「欽點」為新的特首，先是從主觀情感上拒絕接受事實，繼而是公開或半公開地對曾蔭權的能力和忠誠提出質疑。這些勞而無功的說項，或許反映了一些老左派基於思想上的偏執，對所謂「前朝餘孽」仍存排拒之心。但說穿了，不就是害怕自回歸以來，親中政團在前任特首董建華悉心關顧下所積累的政治資本，會因這樣的改朝換代而受到威脅。
事實上，中央利落地撤換董建華，並迅速把下任特首人選的目光聚焦於一向被親中班子唾棄和輕視的曾蔭權身上，此舉本身便充滿了政治含義。董建華在任七年，連連的政策失誤，自然不用多提。然而，由施政失誤而引致更廣泛的社會、民心反響，弄得社會怨聲載道，與他的政治手段的拙劣，和對政治的迴避態度不無關係。
回顧自董建華當政以來，他只是懂得事事逢迎、猜度中央的旨意不在話下；在本土政治方面，他更採取了非友即敵的二分法，一味向親中和保皇黨派靠攏。另一方面，當他發現自己不能駕馭公務員之時，就引入了美其名為「問責制」的政治任命制度，企圖透過他任命的三司十一局，來管治對他不敢碰觸的十多萬公務員。
透過這些舉措，董先生就好像建立了政府總部外的圍欄一樣，政治上圍繞着自己築起一道又一道高高的牆垣，到頭來作繭自困。當中央動手撤換他之時，他的離任幾乎對香港的運作沒有多大的影響。
筆者不知道新的特首在整合香港的政治方面有甚麼宏圖大計，但是如果董治時代象徵了香港在殖民政治的基礎上破舊立新，為過往港英政府管治下，備受抑制的傳統左派進行平反的話；新的特首接下來要做的，應該是重建、理順管治者和香港各方政治勢力的關係。
哪怕是最大的反對黨派，只要對政策制訂、對民意有影響的，管治者至少應該與之建立正常的溝通和工作關係，而非迴避和打壓。同樣，與其視十七萬多的公務員這個龐大的架構為施政的絆腳石，在三司十一局以外再建立三副司十一副局的新壁壘，不如釋出善意，謀求建立夥伴關係和團隊精神。對於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來說，這大抵不會是太大的難題吧。
應當看到，當北京領導人面對台灣本地台獨勢力的挑戰時，猶願意使出積極、主動的策略時，特區新的領導絕對沒有理由繼續抱持政治上少做少錯、寧左勿右的思想。
回歸七年以來，由於領導人及其他的種種原因，政府和整個社會和市民之間出現了極大的鴻溝。曾蔭權領導下的新政府管治班子，在現存的公務員和行政架構的支持下，制訂政策和處理特區的日常事務方面，相信不會有多大問題。更大的難題，在於如何處理與被邊緣化的政黨及政治群體之間的關係，及處理與社會和市民關係的緩和課題。在過往港英政府統治下，傳統公務員在這方面欠缺經驗。這無疑是新政府的挑戰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