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
中原集團主席
在上一篇文章（五月五日刊於本版）裏，我指出：立法設立最高工時會損害一個地區的競爭力。有勞工界的朋友看了很不以為然，他說我變了，以前我也會站在工人利益的角度來看問題，現在只看到商界利益，只會從競爭的需要去看問題，再沒有以前那種關心民間疾苦的情懷。
我同意，我的確有了轉變，但變的只是看問題的方法，而不是情懷，對受苦難的人，我仍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同情心。在可能的範圍內，我仍會盡量為基層出點力，或說句公道話。
因此，當去年香港經濟開始好轉時，我自己的公司就率先高調加薪，還呼籲大機構也帶頭這樣做，希望早點形成一個加薪的趨勢，讓基層可以早點分享經濟復甦的成果。
我這樣做，非純因為我有關心基層的情懷，還因為我覺得時機已到，行動會有成效；如果當時經濟衰退遠未見底，任你怎樣大聲呼籲，率先行動，最多只能顯示自己的立場與取態，並不能為基層帶來任何實質的利益。
此外，在某些問題上，我也會毫不猶豫地站在基層的利益角度講說話。譬如常有酒樓結業，老闆一走了之，不肯支付工人的遣散費，我就建議應立法規定做任何生意都要預留資金出糧與支付遣散費，否則可視作犯刑事罪，以方便追究無良僱主的責任。
說實話，我認為香港的勞工法例已相對完備，而且貫徹得相當不錯，相比中國大陸問題就嚴重得多，很多地方雖有立法，但僱主都視若無睹，任意損害工人利益，地方政府往往為了經濟利益，不肯出手干預。因此，當我要選擇維護基層利益時，我首先會考慮國內工人的處境，我一直有私下支援一些在國內工作的勞工團體，協助他們在國內為工人爭取工傷賠償及成立互助社，因為我看到他們的工作的確很有需要，而且容易看到成效。
相反，香港有些勞工團體，既無法發展會員，在行內缺乏支持者，卻一味空談理想，高叫原則，遇事只會向傳媒表態，或在立法會內作辯論，根本不能夠替工人爭取任何實質上的利益。例如在現在這情況下，想一刀切制訂最高工時，條件根本未成熟，努力也不會有成效。
我認為，現時比較可行的，是在某些有特殊需要的行業先推行最高工時制。如職業司機，尤其是巴士司機及大貨車司機，如果他們的工時太長，休息不足，很容易會造成交通意外，危害乘客與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社會應率先立法限制這類行業的連續工作最高時間，以及必須休息的相隔工作時間，以保護其他人的安全。
當然，工人本身的安全亦是一項重要考慮因素，譬如要在高空作業或需在惡劣環境下工作的工人，亦應為他們立法制訂最高工時，以防出現工傷事故。
因此，我並非完全反對設立最高工時的制度，而是反對簡單化，一刀切地為香港制訂最高工時的標準。如果勞工團體肯花點心思，有針對性地找一些確有需要的行業作切入點，一定可以得到更廣泛的支持，不會一開聲就招來各方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