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可以明白，為甚麼北京的領導會認為香港是一座「經濟城市」（至少在主觀意願上，他們希望香港人只講經濟，政治讓路）。自從董建華先生請辭之後，雖然稱不上無風無浪，但在中央領導眼中，應該可以說是有驚無險；因補選特首而引起的釋法風波，並未有成為另一次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風波。而在沒有了最高領導的情況下，似乎亦未有怎樣影響香港整體的運作。
呂大樂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作為一個行政系統，香港大可以「無人駕駛」，由一個高度組織化，制度化的官僚系統來操作。在過去這一段短時間之內，社會上各方面的狀況，似乎又再一次證明，只要避開政治（或除去一位在政治上會不斷自我引發矛盾的政治領導），香港又可回復「原來的狀態」。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同時，在很多一直抗拒民主化的社會人士眼中，事情就是這樣：香港是可以沒有政治的。
但是，事情就是這樣嗎？香港真的可以沒有政治嗎？過去殖民地政府於九七前，之所以能將種種政治問題轉化為行政問題，並不純粹因為他們精於管治手段，而是需要有其他條件的配合：一是這是一個殖民地體制，管治權力的來源，不由民眾過問；只要殖民地政府主動迴避種族及其他與殖民政治相關的問題，本來可能極不穩定的殖民政體，也有機會官民和平共存。
二是長期以來，殖民政府以分攤利益的安排，滿足主要的資產階級集團，令不同利益的財團之間各有「地盤」。在這基礎上，殖民政府便可以「中立的球證」的姿態出現，以不干預之名，避免政府成為公開的利益爭奪的打擊對象。
三是快速的經濟發展，令各階層市民都感覺得到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或至少自己有條件去爭取改善生活的機會），同時也給政府創造資源，減低因資源的「零和」分配而出現的社會衝突。在這三大條件上，殖民地政府小心翼翼地，將各種問題都套入一種行政管理的邏輯內，把它們盡量局限為行政問題。
九七之後，基本的制度安排有變，特區政府的權力來源問題，一天到晚成為市民大眾的議論話題，經常受到質疑。目前中央已將領導拉下馬，局勢未明（不是人選方面，而是中央有何指示），資產階級集團之間的競爭只是暫時停戰，而並非已出現了一個新的，而且人人滿意的利益分配布局。
至於經濟方面，香港早已過了起飛期間快速增長的階段，再者經濟轉型至今仍未轉出一個新局面來。因資源分配而起的矛盾和衝突，並不是主觀意願可轉移的客觀事物。
簡而言之，社會上不同方面與層次再現矛盾與衝突，只是時間的問題。今時今日，特區政府還有條件把各種矛盾與衝突化解為行政問題嗎？
觀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領導處理香港問題的手法，明顯看到，當爭議涉及權力來源等問題時，北京的態度一定由上而下的硬來，盡快把政治矛盾所引起的反抗撲滅。其實，在制度安排不變而只改變領導人選的情況下，未來的特區政府亦一樣不能避免處理政治矛盾的困難。而中央來港「救火」，實質上是以政治矮化的方式，來處理香港政治。未來特首可以怎樣在中央面前接受矮化，而同時又在香港市民大眾面前建立威信呢？這是特首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