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這樣寫道：「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同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爭取德先生在中國落地生根亦成為參與者的其中一項訴求。
五四運動已過去八十多年，可在神州大地，除了在農村的最底層，德先生的蹤影依然難覓。可大家別失望，因為只要中國的經濟能按現時軌迹高速持續地發展下去，德先生的到來也許是早晚的事。
學術界內有一種看法，認為經濟發展有助促進開放政府的出現。在持這看法的學者當中，又以母校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系講座教授李普塞（S.Lipset）的觀點最著名。
一九五九年李教授在《美國政治學期刊》上發表一篇名為＜民主的社會基礎＞的文章，指出隨着工業化、城市化和國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政治制度將最終從封閉轉向開放。
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個人的收入水平愈高，其所在的國家或地區的政治開放程度亦愈高。
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巴羅（R.Barro）是這方面的研究權威，他總結其研究成果時說：「多項用來量度生活水平的指標的提升，預示（forecast）着民主的漸興。與此相反，缺乏經濟基礎的民主制度卻往往未能維持下去。」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的平均增速都在百分之八或以上。國內的城市化、工業化和國民的教育水平同時亦獲得大幅提高。只要這勢頭持續，有理由對德先生最終在中國出現感到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