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和次年的「一二八」,日本人的挑釁已經到了鼻子底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是想以「理智道義」去壓制「反日情緒」。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匿名在《外交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要求日本「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德感情與中國相結合」,從而徹底改善中日關係。
對於當年中國各地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緒和熱潮,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對記者說,「中國人民因屢受刺激,發生一部份反日運動,政府曾不斷予以合理的弭止。」又說:「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為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為,以示信誼。」這年的六月,國民政府發出禁止全國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否則「定予嚴懲」。《大公報》發表社評聲援,認為「中國今日,一切外來或內在之痛苦,本皆為吾族本身過去之積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
近期中國各地都發生了對日抗議遊行,而這幾天報紙上連篇累牘標題都是「採取切實措施扭轉困難局面,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堅定不移維護中日友好大局」、「依法維護在滬日資企業權益」、「維護穩定才是真正的愛國」、「切不可參加非法遊行」等,再回顧七十年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那些話,何其相似乃爾!「我們不需要上街遊行來捍衞國家權益,更不允許過激行為干擾國家外交戰略部署」,當然今天的中日形勢絕非七十年前那樣嚴峻,但是對待學生和民眾的情緒,怎麼還是一樣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