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和次年的「一二八」，日本人的挑釁已經到了鼻子底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是想以「理智道義」去壓制「反日情緒」。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匿名在《外交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要求日本「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德感情與中國相結合」，從而徹底改善中日關係。
對於當年中國各地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緒和熱潮，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對記者說，「中國人民因屢受刺激，發生一部份反日運動，政府曾不斷予以合理的弭止。」又說：「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為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為，以示信誼。」這年的六月，國民政府發出禁止全國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否則「定予嚴懲」。《大公報》發表社評聲援，認為「中國今日，一切外來或內在之痛苦，本皆為吾族本身過去之積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
近期中國各地都發生了對日抗議遊行，而這幾天報紙上連篇累牘標題都是「採取切實措施扭轉困難局面，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堅定不移維護中日友好大局」、「依法維護在滬日資企業權益」、「維護穩定才是真正的愛國」、「切不可參加非法遊行」等，再回顧七十年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那些話，何其相似乃爾！「我們不需要上街遊行來捍衞國家權益，更不允許過激行為干擾國家外交戰略部署」，當然今天的中日形勢絕非七十年前那樣嚴峻，但是對待學生和民眾的情緒，怎麼還是一樣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