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近日宣布，撤銷在該國開設賭場的禁令。
開設賭場的消息公布後，不少評論都主要圍繞香港應否對新加坡的解除賭禁作出回應，這微觀層面上的考慮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宏觀層面上的問題：是甚麼力量在推動着一向以保守和家長管治模式見稱的新加坡，廢除已存在四十年的賭禁？
多年來在各種量度全球經濟體自由度的排行榜上，新加坡和香港都獲很高排名。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編撰的《200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香港和新加坡便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儘管新加坡經濟的自由度獲外間高度評價，不爭的事實是，新加坡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比香港的吃重得多。例如新加坡政府透過成立像淡馬錫（Temasek）般的公司，大量投資於不同行業內的企業。類似的公司卻不存於香港。
問題是全球經濟局面起了重大變化，其中又以中國和印度兩大國的崛起最為重要。面對中印這兩個龐大經濟體系的挑戰，新加坡的領導人明白，沿用舊有的思維模式（即透過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將沒法對這挑戰作出有效回應。
近年新加坡的領導人不斷鼓勵國民多運用想像力，並積極培養國民的企業家精神，背後的推動力就是希望來一個發展模式的範式轉換（paradigmshift），希望能借助個人的主動性，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可要這策略成功，就需要在制度上作出配合。這就要求新加坡政府逐漸淡出其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讓個人的主動性在自由市場內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從這角度看，解除賭禁可視為新加坡政府放開其對經濟的掌控所邁出的第一步。若我們的推論正確，新加坡的發展將在自由市場的推動下更上一層樓。